近日，在兰州举办的“浙商论坛”上，浙江东阳市经协办主任张东方认为兰州地方政府在发展经济上重商氛围不是很浓，领导干部不敢“傍富”。于是，8月29日兰州有媒体发表《帮穷先要“傍富”》号召官员“傍富”。但也有时评认为：党报发表此评论骇人听闻，并说官员一旦“傍富”，则只能为与他们有交情的个别商人提供服务与方便，公共权力蜕化为私人工具，寻租腐败应运而生。（见《中国经济日报》8月31日）给人的印象是“傍富”在这里已近于“傍腐”。
应该说，站在反腐倡廉的角度，提醒官员“傍富”而沾染腐气出发点没有错。问题在于，“傍富”的内涵是什么？“傍富”是否等于“傍腐”？
从字义解释，“傍富”，就是依靠富人。时下社会中的富人群，许多是企业老板，是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是社会新的阶层。他们除少数靠走歪门邪道之外，绝大部分靠的是政府的富民政策，靠的是本人聪明才智。政府官员“傍”他们不但是对勤劳致富的尊重，也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富民政策一以贯之的执行。其实，在每位诚实勤劳致富者的背后，都有着抓住商机发奋努力的光彩一页。那个在国内引起注目、在韩国引起轰动的电视剧《乔家大院》，主人公乔致庸能成为当地首富，靠的是他过人的“商脑”和坚忍不拔敢于开拓的精神。其中，乔致庸在商海中敢于善于与一连串“死对头”携手化解怨气不正是晋商“和为贵”精神的体现吗？假若官员通过组织富商们进行言传身教，同样是一笔宝贵财富，同样是一件推动当地经济发展，推动和谐社会建设的好事。
假若把“傍富”视作“重商亲商”的话，似乎更应该坚持。多少年来，一些人们对“经商”有着另类解读。比如，古代的“士农工商”，就把做官放在首位，而把经商排末尾；而上世纪70年代前流行的“工农兵学商”虽与传统叫法不同，但也把商人排在后一位。时下形势就不同了。不要说从中共十四大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也不要说早些年中国已加入世贸，就强国强省强市而言也不能离开经济贸易这一条。只有把握商机，才能搞活经济；只有发挥各种经济成份相互促进作用，才能富国利民。因此，讲“傍富”，不能离开“重商亲商”。处于先富地区的浙江官员不厌其烦向地处西北的兰州官员推销“重商亲商”经，提出“傍富”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
为官之道在于“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因而，官员仅“傍富”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傍穷”、“傍教”、“傍科”、“傍能”、“傍贤”，也就是说，既要依靠勤劳先富者，也要尊重帮助仍处于贫困的一族；既要依靠开拓创新的能人，也要依靠脚踏实地勤勤恳恳为民办事的好人。一句话，“傍富”而不能“忘穷”，更不能“忘能”、“忘贤”。只有把先富者动员起来，把各方面人才聚拢起来，把贫困者组织起来，才能形成改变落后面貌的巨大力量。
允许官员“傍富”不是默认某些官员办事情想问题一切只考虑富人、不顾全社会公平的做法，更不是不讲原则，整天与“富商”吃喝拉扯，甚至受礼受贿。对这种无原则的“傍”，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傍腐”，应理直气壮制止。官员之所以是官员，秉公办事廉洁从政是根本原则。因此，廓清“傍富”的内涵，划清“傍富”与“傍腐”的界限，就是还“傍富”的本来面目。
亦 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