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元：富士康闹剧忽悠了谁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培元/文 吴之如/图

　　一场突如其来的企业向记者天价索赔案，为媒体业带来了空前震撼，给法学家、新闻传播学者留下了无尽思索；索赔金额由3000万元变为1元，当事双方握手言和并互致歉意敬意，戏剧性的变化，令众多关注者为之瞠目……

　　刚刚落幕的富士康诉讼《第一财经日报》两记者案，布满了玄机和迷雾。

　　一场天价索赔的闹剧

　　沸沸扬扬的富士康状告《第一财经日报》两记者侵权案，两个月之内一波三折，先是状告两名记者并索赔3000万元，再向法院申请冻结记者的个人财产；到舆论四起之时，富士康再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第一财经日报》两名记者个人资产的冻结，同时将诉讼标的由3000万元降为1元，并添加《第一财经日报》社作为被告。第一财经日报社也发誓要与富士康“战斗”到底。

　　可在9月3日，却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第一财经日报社与富士康科技集团发表联合声明，互道尊重、互相致歉，富士康撤诉，《第一财经日报》收手，“和谐发展，善意解决”了。

　　一场诉讼大战突然消于无形，交恶双方变为温情脉脉的朋友，弄得力挺两名记者的公众极其尴尬，仿佛两家都很善良厚道，倒是自己做了错事似的。

　　一次忽悠众人的算计

　　纵观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每一个进程、每一个细节似乎都在富士康的精心算计之中。

　　3000万元的天价索赔案，需要以16万元的诉讼成本“启动”。财大气粗的富士康仅以区区16万元，就取得了数千万元广告费也达不到的宣传效果，显示了资本的威势，同时为众多行使监督权的媒体公开上了一课——要想批评我吗，两名记者所受的惊吓和精神折磨就是榜样！这种令媒体人窒息的工作氛围，能让富士康“满意”，对公共利益而言则意味着底线失守。

　　在这场高潮迭起、虎头蛇尾的诉讼案中，法院被忽悠了。一个企业，忽而起诉，忽而撤诉；忽而提出财产保全，忽而要求解封；忽而提出3000万元索赔，忽而将赔偿金额降至1元……简直是视法律为儿戏。在富士康的指挥棒下，法律守护者四处奔忙，并没有赢得掌声，倒是招来了强烈的质疑声浪。富士康撇开报社“教训”记者，法院却予以密切“配合”，此举大大伤害了司法公信力，令公众情绪很受伤。

　　那纸温情脉脉的“联合声明”，至今让人看不明白。“报社对富士康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表示尊敬”，“富士康对这份中国有影响力的财经商业报纸表示尊敬”，“双方对该事件给对方所造成的困扰互致歉意”——如同散文诗一般琅琅上口的和解辞令，表达的好像是两个英雄相见恨晚、惺惺相惜的尊敬，偏偏忽略了对真相的解释，对客观事件的真实描述。声明中丝毫没有提到翁宝、王佑，新闻媒体监督权、公众知情权、记者等媒体从业人员的权益维护等话题的探讨之路被卡死，这些希冀都破灭了；同时，富士康内部的真实情况再次被掩埋，广大员工的具体权益与生存状况再次失去了被披露和维护的契机。两名记者被忽悠了，富士康的员工被忽悠了。

　　同样，关注此事的公众也被忽悠了。对此事件，人们一直认为富士康是恶人先告状，期盼《第一财经日报》能为正义坚持战斗到底，期盼法律能主持公道，期盼劳动部门能挺身而出维护员工权益，结果，人们看到的却是，公理和正义向金钱和财富的妥协。

　　一堆无法休止的思考

　　企业和媒体，一方有雄厚资本基础，一方占据了话语权的制高点，同是社会上两个非常强势的机构。付诸诉讼，并非一定是基于仇恨或恶意。如果在事件得到彻底澄清之前，双方糊里糊涂地和解，着实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循此，今后那些财力雄厚的企业会不会成为“老虎的屁股”，让媒体不敢摸？如果媒体对于一桩牵涉甚广的报道，也可以如此不了了之，公信力何在？何谈铁肩担道义？

　　撇开争论，公众必须直面这样的尴尬事实：国内媒体遭起诉案败多胜少，折射出愈加艰难的“监督困境”。法制不够健全，法律保护不力，使媒体难以应付那些恶意的诉讼，不得不在资本的巨大压力下低眉折腰。从这个角度上说，《第一财经日报》作出退却的选择，是一种无奈的必然。它也从侧面提出疑问：如果媒体监督的风险总是那么高、成本总是那么大，以后还会有哪家媒体让记者去作质疑，去进行监督报道呢？

　　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执法机关和工会组织在此次事件中的集体失声。富士康员工合法权益到底有无受到侵害，从媒体报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