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12日宣布新闻“禁区”，其中包括：未经批准，人民法院的法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律不应擅自接受记者采访；重大的、特殊的案件或在全国有影响的案件，由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媒体对案件的报道不得超越司法程序预测审判结果，发表评论或结论性意见；对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和负面效应的内容不得报道……等等。（见9月13日《新京报》）
有专家对此表示赞同，认为世界是许多国家都对未决案件的报道有所限制，避免出
现“媒体审判”的情况出现。专家所言是事实，只不过是，他们对媒体的限权，是建立在一套相对完善的司法制度之上，当“媒体审判”所引发的不公平可能大过法院的审判不公时，基于公共利益才对媒体发出限权令的。而在我国现阶段，司法不独立、权大于法、黑箱操作、司法腐败等影响公正审判的因素大量存在，再限制新闻媒体对司法的舆论监督作用，失掉最后一道民意防线，意味着什么？对司法、对社会，利大还是弊大？司法是否可以随意限制媒体权力？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司法与媒体的关系，从来就比较暧昧。言论自由是公民政治权利中的最重要、从宪法层面得到保障的权利之一，同时，由言论自由导出的媒体的舆论监督是法治社会一种重要的制衡力量（包括制约行政权、司法权）。但是对于司法领域而言，媒体自由是一把双利刃——任由泛滥，又会可能会导致先入为主的“舆论审判”现象，从而影响司法公正；动辄禁止，缺乏监督同样可能导致司法不公（在司法不独立，司法腐败现象严重的社会，危害尤甚）。因此，必然本着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方法，寻找到一条两相兼顾的“最优路径”。
1994年8月，4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杰出的法学家和媒体代表，在西班牙的马德里相聚，研讨媒体与司法的矛盾关系，通过了《关于媒体与司法独立关系的马德里准则》。准则在导言中就给两者之间一个明确的定位：媒体自由是表达自由的一部分，是民主社会实行法治的基础。法官的责任是承认和实现言论自由，适用法律时作有利于言论自由的解释。
准则把媒体的自由放在第一位，司法在其次。其原因在于公民权利应当高于政府的权力，只有如此，才能防止政府以司法作为工具压迫人民。当然，司法也要独立，也要避免“媒体审判”，那只能采取“独善其身”的措施——像英美法系国家的“封闭陪审团”、大陆法系国家的集中审理制度；陪审团挑选防止受到媒体影响的陪审员进入陪审团；某些特定程序和案件情况不向媒体公开；通过法官和陪审员的道德自律……等等，而不是随便对媒体限权。
无论是从权利的层面，还是利益的角度考量，司法都不应该随便限制媒体的权利。
作者：练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