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伯静
我们对诺贝尔奖期盼很久了，甚至有一种眼红的感觉。当日本的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在为自己的祖国忏悔，表示“要把中国人的宽容带回日本”（2006年09月14日现代快报）的同时，我们有一位同胞真的走到了诺贝尔奖的身边，东突分子热比娅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见09月13日14日国内各大媒体）。国人竟然用这样一种方式与诺贝尔奖亲密接触，我不由汗颜，如此变味的诺贝尔，果真值得我们眼红么？
如果自己亡故的父母犯了错误，孩子甘愿来代替父辈悔过，这样的做法应该是一种壮举，这样的孩子绝对值的称道。就如同永远受人尊重的大江健三郎先生，不单单是作品，更重要的是人格，这样的诺贝尔奖不但值得我们眼红，更值得我们“眼蓝”。但如果靠辱骂自己的母亲来讨得别人的一点施舍，那么这样的人已经无须我们鄙视或者谴责，因为他（她）已经不配有人格可言。而此时施舍者手中冒着香气的糕饼是不是还依然能唤起我们曾经的渴望呢？我想稍微有些人格的有血性的人都不会再有那种欲望。
我们过去一直保存着对诺贝尔奖的那份痴狂，因为它代表过一种理想；我们永远对一些获奖的大师顶礼膜拜，因为他们的人格让我们懂得什么叫高尚。但是当这个奖项成为一种手段，被当作一种诱饵的话，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再把它当成一种神圣。
大江健三郎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才叫真正的诺贝尔奖，而那个所谓的“新疆女首富”更让我们学会如何把眼睛擦亮。
不管热比娅最终是否能够靠摇尾巴得到那个什么奖项，我们都应该懂得，大江健三郎那样的“奖”值得我们尊重，而对有些诺贝尔奖我们不眼红也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