针对日前有媒体报道，即将出台的医改新方案比较青睐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的“英国模式”。卫生部专家委员会委员孙东东表示，“英国模式”只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想法，如果真的要实施有难度——由政府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使之成为全民福利，当然是非常好的状态，但福利越好，对国家来说则是包袱越重，“难度相当大”。(《中国青年报》9月19日)
政府的职责究竟是什么？除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一般社会秩序之外，不就是为公众提供那些靠单个社会成员或民间组织无法提供的像医疗、教育这样基本的公共产品，增进全民福利吗？很明显，所谓全民医保是政府包袱的论调，毫无合理性可言，不仅直接与政府公共服务的天职相抵触，也违背了现代社会的根本政治伦理。
当然，现实地看，“全民医保”一旦推行，对政府财政而言将意味着一笔不小的开支，据有关专家的初步计算，这一开支大约是，“每年1500亿-2000亿元”。与国家财政总收入相比，其实比例并不大：今年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就已超两万亿，增收3600多亿，增幅为近十年之最。不难发现，仅用今年上半年财政收入的不到十分之一或者增收部分的一半，即可实现“全民医保”。
其实，如果认真推究起来，说政府财政有“包袱”并且负担沉重，也并非虚言。只不过，这种包袱并不在“全民医保”，而在别处———据8月28日的《瞭望周刊》报道，乘用汽车已成为我国政府采购中订单最大、增长最快的采购项目之一，今年全国政府公车采购金额预计将达到创纪录的700亿。
再从政府医疗投入实际使用分配结构来看，“包袱”究竟在哪里，也不难分辨：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为500亿元。
从“全民医保”实施后可预见的效果看，担心它成为一种“包袱”，也是明显缺乏说服力的。因为，首先“全民医保”将有助于均衡当前畸形向官员倾斜的政府医疗投入格局，促进社会医疗公平；其二，“全民医保”也有利于从制度上遏止当前医疗机构逐利的冲动，将虚高的医疗价格降下来，从而极大地缓解社会普通公众沉重的个人医疗负担；其三，“全民医保”也能从根本上解除公众在健康保障上的后顾之忧，不仅社会因疾病产生的劳动、财富损耗会大大减轻，而且公众健康卫生水平提高所潜含的社会和谐价值，更是无可限量。
如此公平与效率兼备的“全民医保”，究竟是政府的“包袱”还是“抱负”，难道不是十分清楚吗？张贵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