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庆贵
有两则关于土地调控的消息令我眼前一亮：一则是，9月5日，国务院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总价款全额纳入地方预算，缴入地方国库，实行“收支两条线”管理，直指地方政府以地生财的“软肋”。(9月16日人民网)。另一则是，目前，我国被征地农民补偿标准偏低，而各地盲目扩大城市建设规模的现象很广泛。昨日，国土部耕地保护司司长潘明才表示，我国新增建设用土地有偿使用费缴纳标准将提高一倍（9月16日《新京报》）。之所以眼前发亮，是因为我认为今次土地严政
，理论上应当是疗治地方发展观扭曲综合症的猛药。
我所谓的地方发展观扭曲综合症，当然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以GDP一元崇拜为核心价值、导致并恶性循环反向作用加剧发展观扭曲的诸种偏执顽症。在我眼里，其目下症状至少有六：一谓土地依赖症。现今在很多地方，土地收入已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地方财政对土地已然高度依赖。二谓房地产狂热症。土地依赖症必然衍生房地产狂热症，房价持续走高，地方政府因地生财，开发商因房获益，双方对“托市”心照不宣配合默契。如某地房地产税收及土地相关收入已占地方财政收入四分之一，业已形成房地产挟持套牢地方经济的危象。三谓招商引资盲目症。为了GDP不惜杀鸡取卵饮鸩止渴，造成职能错位、弄虚作假、土地流失、环境污染和税费“黑洞”。四谓经营城市攀比症。地方官员为了看得见的政绩，热衷经营城市，营造形象工程，造成人为土地需求强劲假象而制造地荒抬高地价。五谓新农村建设饥渴症。将新农村建设弄成大兴土木毁地拆房的“新村建设”，搞得农村鸡犬不宁农民怨声载道。六谓对抗调控消极症。6月27日，李金华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的《关于200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2003年至2005年6月，6个省(市)所属87个开发区中，有60个违规低价出让土地7873万平方米，少收土地出让金55.65亿元。
“六症”何以无不干系于土地并藉以土地而发作物化？道理很简单，因为土地是地方诸利之源。按照上海市社科院所做的调查，在长三角地区，农地征用价格为37.5万-45万元／公顷，农地一级市场出让价格为210万-525万元／公顷，二级市场价格为1125万-2250万元／公顷。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土地价值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升值，地方政府因此获益颇丰。2005年，中国财政收入首次突破3万亿元，而同年作为地方政府预算外收入的土地出让金收入就高达5500亿元。预算内资金是解决地方政府的吃饭问题，而预算外资金，则是地方政府进行城市扩张建设的主要来源，由此我们也不难找到此前中央土地调控政策多消弭于无形而收效甚微的答案。土地出让金既然已成为政令不通的罪魁祸首，人们司空见惯而又无可奈何的地方土地违规案件屡禁不止前违后继也就一点不足为怪。
据国家发改委、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今年8月，在全国70个大中城市中，房屋销售价格同比下降的城市仍然只有上海一个。也就是说，大部分地区老百姓仍旧于“收入在地上，房价在天上”的叹息中煎熬苦待房价落地。仅就土地调控之策而言，源源获益于土地的地方政府，由于源源不减的土地冲动，虽经几番调控打压，依然“任凭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建设用地总量增长太快、工业用地过度扩张、违法违规用地、滥占耕地等老毛病依然故我。这一方面佐证之先历次调控措施剑走偏锋药力不够效果不显，另一方面说明本轮土地严政找准了地方政府以地生财“负隅顽抗”的“软肋”和“命门”。
刀动到病“根”上，阵痛就不可避免。在土地出让金收紧的政策调控下，若地方财政对土地房地产行业依赖程度过大的症状未有根本改观，将势必导致财政收入下滑甚至高台跳水，进而由“单一依赖”的危象走向“来源枯竭”的危象。据悉，在土地严政方向已定，具体实施“办法”尚未出台的情况下，由于对土地收益的过度依赖，有些地方财政已经超前显现“危机迹象”，来自利益既得者针对尚孕胎中的“办法”的质疑反对“杂音”也随之多了起来。因此，我有一种担心，此番土地严政之锋刃会不会在杂音中被钝化？“办法”会不会在地方“喊痛”中被减少药剂量，甚至停止用药而半途而废胎死腹中重蹈“拳头打在棉花上”的覆辙？
土地乃国之命脉民之命根，也是地方发展观扭曲综合症的命门。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对症下药与药到病除之间从来就不是绝对等号。土地严政药效能否速效显效不仅取决于地方能否正确服药，还取决于监视者能否监视到位。因此我有两个期待，一个是《办法》完整尽快出台，二个是《办法》得到不打折扣的落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