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文化报》9月22日报道，为了督促文明行车，尽快将“人让车”转变为“车让人”，吉林通化县交警部门在该县电视台曝光违章车号，情节严重者，还被要求在电视上向全县人民道歉。
可以这样说，《交通法》被严重虚置的条款之一，就是有关车辆礼让行人的规定。法律虽然写在纸面上，但行人依然惊恐而无奈，车辆仍然冷漠而傲慢。通化交管部门率先采取
专项治理措施，其善意，其主动，其效果，或许皆可大加称道。
但是，笔者也要提出一些想法和建议，甚至批评，目的只有一个：让善意的举措不仅有效，而且合法。我们知道，《交通法》对于各种违章行为都规定了一定的处罚方式和限度，从而确立了法定的处罚形式和处罚内容。各地的《实施细则》不能突破这些形式和内容，创设新的处罚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要求违章者在电视上公开道歉，就是超越了法定的处罚方式，实际上是创设了一种新的处罚。不管这种超越在实践中多么富有效果，也不论这种措施的初衷是如何的可圈可点，都不能突破法律，也就是，不能以违法的方式纠正违法。
如果不对行政执法手段进行严格约束，就会冒出千奇百怪的执法手段，并且以多种堂而皇之的名义肆意运用。比如，前些年曾经让骑车违章者戴上袖标来协管交通，直至抓到另一个违章者后才能离去。还有些地方的城管人员为了“教育”占用盲道者，将他们的眼睛蒙起来，让他们在盲道上走一走，感受一下“做盲人是什么滋味”。这样一些“执法”措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以“教育”之名，行“惩罚”之实，尤其是，以公开展示的方式，事实上限制了人身自由。
所谓“公开展示”，既包括大势已去的“公捕”、“公判”大会，也包括崭露头角的“媒体曝光”。它们形式各异，但实质相同，一言以蔽之，就是威慑违法，吓阻潜在违法者，同时“教育”其他人。这样做不是没有理由的。人是趋利避害的，如果惩罚形成的损害超过了违法带来的利益，可以使避免惩罚的愿望强于冒险违法的企图。不过，这种震慑必须借助某种形式来传达痛苦的感觉，使其他人也能“共同感觉到”，所以公开展示的惩罚便被不断运用。这里面隐含着一个极危险的逻辑：既然作为威慑的展示是有效的，那就没有理由不强化这种威慑，在立法不及的情况下，就肆意创设并采用“最具震慑力”的惩罚方式。
由此，过去的“公捕”、“公判”和现在的“媒体曝光”，就都成为最合乎威慑逻辑的正义展示了。
过去若干年，人们对“游街示众”已经颇多反省，原本以为它寿终正寝了，但事实证明，这种方式今天看来仍然有其遗风余韵。其实，各种“公开展示”的症结在于，以展示作为威慑，就是以违法者的身体作为手段，达到恫吓违法的目的；而我们力倡法治的今天，“人是目的，不是手段”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成为全社会不容置疑的共识。
由此，惩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只针对那个已然违法的人，不能再借“教育”之名，行“惩罚”之实。并且，在依法行政的理念下，要对所谓“寓教于罚”进行认真反省。
法律永远无法清晰界定一个执法措施中哪些是教育，哪些又是惩罚，所以，教育与惩罚如果混为一谈，必然导致教育权与执法权的混淆，最终使教育和惩罚都不能依法进行。
□邓子滨（北京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