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贤：社会分配应转向贡献导向

　　党中央国务院经过反复研究作出决定，积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按照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制度设计的好坏，取决于我们对人性的假设。如果把所有的人假设成“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好人”，那么，设计出来的制度一定是坏制度；如果把所有的人假设成追求物质利益和精神利益的“坏人”，那么，设计出来的制度一定是好制度。“人之初，性本善”。且不说性善论性恶论孰是孰非，人性善良也绝对不是意味着

人们没有利益的追求。追求利益恰恰是人的本性。“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就是为了利益”，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

　　生产决定分配。但是反过来，分配也影响甚至决定生产。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事关大局，关系到广大人民的切身利益和根本利益。改革是利益的调整，必然伤筋动骨。我们的任务是寻求一种能够协调各种利益群体的利益，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广大人民的劳动积极性，适合我国现阶段的收入分配制度。这种制度可以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不合理差距，可以加大收入分配的调节力度，充分发挥激励和约束的功能，可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象阳光一样公开透明，象空气一样公平合理，使作出贡献的人得到回报，使创造财富的人拥有财富，使创造价值的人分享价值。“每一个生产者，在作了各项扣除之后，从社会方面正好领回他所给予社会的一切。”（马克思）这是一种能够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理想制度，是一种能够提高劳动效率、生产效率、管理效率、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的效率分配制度。

　　这种效率分配制度的灵魂是社会公平。在这里，社会公平不仅是我们追求的目标，而且是效率分配制度的前提。西方经济学往往把公平与效率对立起来，认为两者是不可兼得的“鱼和熊掌”。其实，我们认为，只有在公平的环境下，人们才能心情舒畅、意气风发地工作。公平出效率。这是一个规律。问题在于有人误解了公平的真实涵义，把公平与平均混为一谈，甚至把公平曲解为绝对平均主义，“干不干，二斤半”，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多劳不能多得。毫无疑问，这样的“公平”（平均主义）实际上是最大的不公平。

　　管理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都会自觉不自觉地把自己所付出的劳动与所得的报酬进行比较，并且同他人付出的劳动与所得的报酬进行比较，如果感觉公平合理，就会心态平衡，心情舒畅，从而提高劳动的积极性，提高工作效率。反之，就会心态失衡，挫伤积极性，降低劳动效率。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公平与效率呈现正相关的关系。愈是公平，愈有效率。

　　社会公平是更加广阔范围内的公平。要把各种因素综合加以考虑。在城市和乡村之间，我们要逐步缩小历史遗留下来的差别，不能扩大这种差别。为了缩小农产品和工业品的“剪刀差”，我们通过不断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来增加农民的收入。在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之间，我们要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逐步提高西部的经济实力，从而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在行业之间，有些

　　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就必须坚持各种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贡献，这是最实在的公平因子。因为，人人都可以作出贡献。而且，贡献就意味着价值的创造，意味着社会财富的增加。如果我们的分配制度能够在贡献面前人人平等，真正实现多劳多得，优劳优得，就能形成“千帆竞发，百舸争流”的生动活泼的局面。

　　传统的分配制度是岗位导向而不是贡献导向。岗位是社会分工的产物。岗位的延伸是职位。岗位和职位表明责任和权力。但是不能表明贡献。所以，岗位之间，职位之间，差距不可能太大，太大了就会离谱。有些高级管理人员仅仅因为身处高位而几倍甚至几十倍地高于平均工资缺乏足够的根据。因此会引起人们的不满情绪是理所当然的。人为地规定多少多少倍其实也不是明智之举。如果我们将分配制度从岗位导向转变为贡献导向，就是一切以贡献为基础，一切让贡献“说话”，贡献越大，收入越多。你想增加收入，就得多作贡献。即使你在平凡的岗位上，也可以作出重大的贡献，只要你作了重大贡献，就可以获得相应的回报。这样的分配制度就是充满激励的效率分配制度，可以保证生产和分配形成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这种效率分配制度的灵魂就是人人都可以多作贡献的社会公平。

　　当然，按贡献参与分配，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何考核和计量每个人的贡献就是一个难题。正因为是难题，所以我们要知难而上。前人没有做过，国外也没有现成的经验。我们应该有所突破，有所创新。事实证明，贡献是完全可以计量的。处在生产第一线的工人可以计量其生产的数量和质量，处在管理岗位上的管理者也可以计量其贡献。学生的考试成绩可以计量，青年歌手的演唱成绩也可以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