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博渊
生病住院，有机会与各色人等交谈，听到许多让人惊讶的事情，因此不能自已，有些话不吐不快，就又坐到电脑前敲打起来。其中一个问题是：政治教育要贴近生活，要讲求实效。
病房里有一个护工，是一位中年妇女，来自川北的剑阁县。她告诉我，她们那个队(当是人民公社的生产队)103人，近两三年自杀死亡的老人已经有十二三个，原因都是小辈不孝顺，受到种种虐待、刁难和呵斥，有的连饭都吃不饱。自杀的方式一般是喝农药、上吊。还有亲生儿子掐死老父亲的。不孝的子女一般是多子女家庭的，或者是受过学校教育的，而独子或者领养的孩子，或者没有上过几天学的，倒反而好一些。对于虐待老人的行为，地方政府和执法机关是民不告官不究。若有老人告到政府，乡政府或者派出所就把不孝子女抓去打一顿了事。但这样一来，那老人的日子就更加难过了，因为那不孝子女既然名声坏了，就无所顾忌了。因此，她们那里的许多老人对晚年生活十分悲观，总是说：“怎么办？两毛钱一包老鼠药，拖出去就完了！”据说，虐待老人的情况不仅经济落后的农村有，大都市也有。人类有过“杀老记忆”，那是因为在人类的幼年时期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剩余的社会财富供养失去劳动能力的老人。时间到了21世纪，都已经是信息时代了，难道我们又将回到人类的幼年时代去了吗？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经济，一个是道德。在社会和经济发育比较成熟的国家，老人的生活是有保障的，即我国古人所理想的“老有所养”。他们有的以房养老，有的依靠养老基金，有的依靠政府补贴，所以不必养儿防老。我国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经济发展也不平衡，这样的养老方式还难以全面实现，在此之前只能加强道德教育，用道德的力量来弥补这个空白。古时候，我国把孝道当作第一道德加以强调，所谓“百善孝为先”，教育的“教”字就是从“孝”从“文”，就是孝文化。那时候，不孝是一种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将受到严惩。现在，旧文化破坏了，而普世之爱的新道德尚未建立起来。这又是一段空白。上述情况说明，我国的道德教育，特别是社会和学校的政治教育并不很成功，不能起到填补空白的作用。许多干部在各种场合都讲党的最高目标和宗旨，学校政治课也把政治大道理作为重点，却不能解决群众日常生活中的具体问题，为什么？不是因为这些理论和道理本身有什么问题，而是它离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有一段距离，这一段距离没有被生动活泼、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政治工作所填补。
家庭和睦是社会和谐的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当然不必回到封建时代。“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那一套已经过时。我们而应该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建立新的道德体系，例如提倡爱心，把尊老爱幼当作一条道德准则大力教育和推广，而且要建立一套相应的奖惩制度，用硬约束辅助软约束，刚柔相兼，恩威并施，反过来又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
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当然应该有自己的最高理想和理论，例如“三个代表”。作为共产党员，应该好好学习并照此要求和约束自己，各级党组织也应该在党校和党内会议上郑重宣讲和研讨。但是，它不能作为全社会普遍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式。在革命战争年代，每个士兵都会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对军队建设和革命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这个歌里没有讲共产党的最高理想，讲的是日常生活和作战中的一些细小事情，如公买公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之类。谁能说这些细小事情与党的最高理想之间没有联系，不是服务于党的宗旨和目标？
再往深里想，就是对共产党员、党的领导干部，高远的目标也不能代替日常的教育。必须有一套与党的宗旨相一致并为其服务的政治工作内容和形式，它们必须是紧扣实际工作的，可以检验的。否则，任何好的理论都可能变成和尚念的经。既然离实际的、具体的工作有距离，而且不可检验检测，人们就可能“老和尚念经，有口无心”，一边唱着高调，一边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贪污受贿、侵吞人民和国家的财富，把一个严肃的政治理论当作他们在政治舞台上表演的台词。
平常，人们一般都知道做事情要讲求效果，比如扫地，效果就是把地上的脏东西扫掉，谁也不会拿着笤帚当作京剧舞台上的尘拂在空中优美地挥舞。但是在政治生活中却往往会出现这种情况，一边唱高调，一边干蠢事，理论脱离实际。理论联系实际是我们党的法宝之一，丢掉了这个法宝，党的事业将遭受巨大损失。我们曾经吃过这个亏，吃了亏而不知道吸取教训，那就可悲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