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召开的2006年全国刑法学术年会上讨论刑法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时，我国著名的刑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黄京平大胆提出：对外来民工等弱势群体初犯且轻微的应该在量刑上实行宽容。(10月12日浙江工人日报)
笔者认为，这显然不是什么偏袒，更不是纵容，对民工“轻微初犯”者量刑宽容，反而彰显了和谐社会下人性化执法的现实意义。一些人之所以对刑法专家的建议误解，是因
为他们没有真正体会到其中的法治内涵。
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强调“轻微初犯”这四个字。宽容量刑所针对的是外来民工等弱势群体偶然、初次实施的轻微犯罪。刑法专家并不是主张对民工涉案均给予宽大处理，如果个别民工杀人越货，罪大恶极，则天理难容，当然要严惩不贷。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外来务工人员犯罪的增多，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制度上的缺陷造成的。因为好多民工是为生计所迫而犯罪的，比如有的钱被偷后没钱吃饭，有的因为拿不到“血汗钱”，加上这些民工人生地不熟，无亲无靠，结果为了生计就铤而走险……
法律集中体现的是国家和人民意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没错。但法律的规范不是要制造悲剧，而应该是在惩罚的同时，给予最大的宽容来挽回可挽回之人与事。这种法治精神，古今中外都贯穿始终。比如汉朝相国曹参就认为在处理善恶的执法量刑上应该有弹性，要宽严适度，谨慎从事，必然能使恶人无所遁形。
可以说，对轻微的且是初犯者宽大为怀，丝毫无损法治的根本。反而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减震器”的作用，是对有缺陷的社会制度的一种法律上的“还愿”和调适。正如黄京平所说，如果刑事法律在这方面只是强调字面上平等的话，无疑是利用国家权力强化了对弱势群体的再一次不公正、不公平，长期下去对社会、对国家的稳定和和谐都没有好处，相反，如果对他们判罚过严、判的人更多，其结果会导致增加主流社会的对立面。显然，在社会制度的缺陷短期内不可能弥合的实际情况下，法律对这类民工的宽容和理解，并把社会制度缺陷作为量刑的考虑因素，看似不公平的让步，但综合起来看，这也应当是公平，并符合社会所要求的正义。这种“人性化执法”更彰显法治文明的进步，不仅体现社会宽容和法治本质，有利于消解社会暴力，有利于社会稳定，而且也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
不过，透过对民工宽容量刑，也折射出有缺陷的社会制度的尴尬。这里所说的社会制度的缺陷，在笔者看来主要是指教育、就业机会、社会保障机制等。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农村劳动力的相对过剩，大量民工涌入城市，再加上社会保障等机制的缺失，不少民工的基本权益得不到应有的保障，特别是社会两极分化的背景下，奢华炫富和蔑视平民的习气以及伴随而来的仇富反贪心理加重，暴力便可能成为强悍的弱势者发泄的出路，或成为非理性获取资源的手段，社会暴力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得到蔓延。
这实际上是在提醒我们必须加快对社会制度的“查漏补缺”。而若要消解这种社会暴力，建立普遍的安全感，首先是要建立理性认同的、给予人安全感的法治权威。对外来民工等弱势群体初犯且轻微的应该在量刑上实行宽容，无疑是个有益的法治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