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飞
近来年，领导责任追究制日益盛行，几乎成了一种时髦而通用的管理模式。属下不管出了什么性质的问题，也不论问题造成的影响如何，一律都要追究其单位或部门主要领导的责任。有些地方开展“讲文明、树新风”活动规定，撞红灯、随地吐痰者，其单位主要领导要写书面检讨“示众”。此类“土政策”、“土规矩”形形色色，花样百出，让人啼笑皆
非。
江苏泗阳县在根治“机关病”的规定中明确：同一单位（人）一年内犯迟到、早退、酒后上岗等“机关病”2次的，给予责任人或单位主要负责人公开检讨、待岗半年或党政纪处分；犯“病”3次以上的追究单位主要负责人责任，对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年内取消提拔和评先进资格。对于这种领导责任追究制泛化的做法，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10月16日还予以正面报道，推而广之。笔者认为，这样的做法只会使领导责任追究制愈演愈庸俗。
当然，笔者并不否认，一个单位如果纪律涣散，“机关病”严重，那单位主要领导是难辞管理不力和失职责任的。如果问题出在个别人或少数人身上，那情况就不一样了，就需要区别对待。再以泗阳县为例，一个单位有一个人在一年内迟到2次，单位主要负责人就要公开检讨、待岗半年或党政纪处分；迟到3次以上，就要对单位领导班子成员年内取消提拔和评先进资格。这好像很有点不近情理。且不要说它可不可以真正兑现，如此泛化地“追究”，不仅庸俗，而且消极影响显而易见。
俗话说，哪个庙上都难免有个把赖和尚。哪个和尚“犯病”，就让那个和尚吃药受罚，这才是实事求是的做法。须知，法治是讲究“对号入座”的。如果不管哪个和尚“犯病”，住持都要陪着受过吃药，那住持岂不成了“药罐子”和“检讨大王”，他哪还有时间和精力来“住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无异于在干扰住持的工作，削弱住持的领导。
话再说回来，作为单位里的某个个体犯“机关病”、发生不文明行为等“枝节”问题，纯粹是个人的素质差的表现，或是个人自制力弱的表现，往往存在着相当的偶然性和不可知性，即便单位领导给一人系一根绳子牵着，也未必就能确保奏效。不分青红皂白，不管哪一个“犯事”，都要领导陪着“挨板子”，显然有悖科学精神。
我举双手赞成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但反对事无巨细地“追究”。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应该体现在重大问题上，譬如重大的安全事故，重大的政治事故，重大的经济责任，重大的腐败案件，尤其是干部提拔任用方面的失职失察，等等。这样才能充分体现领导干部责任追究制的严肃性，而不致于泛化，流于形式，流于庸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