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迅雷：鲁迅胡适并行不悖

　　鲁迅是人间的大爱者。1936年10月19日清晨5时25分，人间大爱者为死亡所捕获。至今，已整整70年矣。70年，应是一个人一生的时光。而大先生生之涯才55年多一点，70年前的那天，是大先生生死线上的黄金分割点吗？

　　在纪念先生逝世70周年的日子里，我不是很愿意缅想那些且沉且重的问题，比如“鲁迅活到今天会怎样”，比如“鲁迅是否民族魂”，比如“鲁迅还是胡适”。先生留给这个

世界那么爽朗的笑，难道我们都看不见了吗？

　　门里门外独彷徨，庄前庄后几沧桑。是的，沉重是肯定的。大先生要“肩住黑暗的闸门”，要知道，他那时所处的时代，可是“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时代。“横眉冷对千夫指”是肯定的了，但是，横眉带怒之外，还有俯首含情，“横眉冷对千夫指”之后，还有“俯首甘为孺子牛”，我们似乎都对这后半句熟视无睹了，或者忘了，忘却了。其实，大先生“虽大抵和个人斗争，但实为公仇，决非私怨”，难道不是这样的吗？

　　当时光的通道进入21世纪，鲁迅胡适这两个名字屡屡被同时提起。鲁迅博物馆发起了“鲁迅与胡适研讨会”；学者谢泳主编的学术著作《胡适还是鲁迅》（中国工人出版社2006年8月第2次印刷）出版了，作家韩石山的学术著作《少不读鲁迅老不读胡适》（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5年10月第1版）也面世了，“鲁胡之争”的话题于是旧貌展新颜。不由自主地，“鲁迅与胡适”这一命题也纠缠了我好长时间。但这个命题具体化之后，就显影为“鲁迅胡适并行不悖”，挥之不去了。我想，上个世纪，这个世界，特别是这个世界的中国，如果失去了这两个名字，或者两者中失去了一个，哪将是如何可怖的情形？他们都是人间的至爱者，他们都是为死亡所捕获，这个世界没有失去他与他。幸好。

　　在我家，客厅与卧室皆是顶天立地壁立着的书架，这些日子为准备写一点纪念的文字，翻书时才忽然悟到：《胡适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等等胡适书籍在我的客厅书柜，新旧两版《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和2005年版）皆在我的卧室书柜，两者恰好“背靠背”。或许当初潜意识里，一个有展示的意味、一个有珍藏的意味？前者为公众开放，后者为自我提升？前者从“面”，后者从“心”？前者尊重，后者尊敬？不完全是，但还真有一点细微区别。“鲁迅是可以放在卧室的，胡适是可以摆在客厅的，但都在同一个屋檐下、同一个居室里。”我为我这个发现莞尔一笑。

　　奇怪的是，不知道为什么，有人或站在胡适的立场上贬损鲁迅，或站在鲁迅的立场上批判胡适。这样的世界多少有点不对劲。胡适的自由思想与鲁迅的社会批判，谁说必然是冰炭水火的关系？我越来越感觉到，用一个人的多，贬损另一个人的少；用一个人的有，贬损另一个人的无；用一个人的长板，贬损另一个人的短板，都是非逻辑非理性思维。鲁迅胡适，并行不悖。

　　有学者说，鲁迅精神是“药”，胡适思想是“饭”。是的，这是两条铁轨，不是对立而是并列；这是左手与右手，不是对立而是共生。用一个最简单化的形象喻之：鲁迅如拿着橡皮擦的左右，擦去误错；胡适如握着铅笔的右手，写上对的。但左手并不是不会写字，右手也并不是不会拿用橡皮擦。

　　有两封信电，很能说明鲁迅的情怀与胡适的思想。鲁迅的绝笔，是逝世前一天致内山完造的日文手札，译为中文是：“老版几下：没想到半夜又气喘起来。因此，十点钟的约会去不成了，很抱歉。拜托你给须藤先生挂个电话，请他速来看一下。草草顿首L拜十月十八日”（见《鲁迅全集》第14卷403页）约会去不成，郑重地表示了歉意，而自己正在重病中。“抱歉”“拜托”“顿首”，一个若非“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怎么可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此体贴他人？

　　同样在一个关节点上——1945年抗战胜利后的8月24日，胡适发电报给毛泽东（请王世杰转），于是一个近代中国史上的著名电文产生了（见《胡适文集》第7卷373页），它集中体现了胡适先生亦纯亦真的思想想法：“润之先生：顷见报载，傅孟真转述兄问候胡适之语，感念旧好，不胜驰念。二十二晚与董必武兄长谈，适陈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势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立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以上为与董君谈话要点，今特电达，用供考虑。”

　　彼时深受宪政民主熏陶的胡适，深谙“形而上”，不熟“形而下”，想不到真正“自致毁灭”的是谁，不知道中共和“我的学生毛泽东”的真实想法，多年后方才坦承那是“在理想主义澎湃的那些日子里”的“天真”。

　　因为本质相似，所以并行不悖。两位文化巨匠，都曾把触角伸向同一地方，比如当年易卜生的作品，就是经胡适、鲁迅而介绍到中国的。要看鲁迅和胡适，不能只看“形而下”，而要看看他们的“形而上”。一些“形而下”的论争毕竟是“形而下”的，而“形而上”的终极目的，他们是那样的相同，他们同样都是自由主义者，只是风格不同、作法各异。其实他们最后注定是特殊途同归的，正如晚年胡适在美国对周策纵教授所说的：“鲁迅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决不会为外力所屈服，鲁迅是我们的人。”周策纵教授则有小诗云：“铮铮铁骨自由身，鲁迅终为我辈人。”

　　鲁迅不仅仅是“我辈人”，他是整个世界的人，因为他是这个世界的大爱者、至爱者。鲁迅是人，不是神，虽然一度被扭曲。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不久前在上海的一次演讲中说：现在我虽然在很多地方可以听到鲁迅，鲁迅也还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呈现着，但是这样的鲁迅并不是非常真实的。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时间里，鲁迅受到了来自政治意识形态的特别重视，鲁迅的革命性开始逾越他的文学家和思想家的身份而得到了特别的强调。很多描述鲁迅的文字也把他刻画成了一个喋喋不休、拿着匕首和投枪的战士形象。忽略了他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存在，离开了他作为一个最根本的文学家这样一个位置。

　　时光进入到了现代文明的21世纪，我们难道连还原真实的鲁迅都做不到吗？将鲁迅“阶级斗争化”，不是鲁迅的过错，而是时代的不对。鲁迅在20世纪所作的工作，是推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但他最终一句“一个都不宽恕”，让这个世界对大先生产生了多少偏见。

　　其实，鲁迅的不宽容中有宽容；胡适的宽容中有不宽容。唐德刚先生说胡适“治学有门户之见，处世无害人之心”，这当然没有错，然而，文雅宽厚的胡适先生，在“形而上”的层面，却同样一点也不宽容，譬如他是这样说政府的：“政府是社会用来谋最大多数的最大福利的工具，故凡能尽此职务的是好政府，不能尽此职务的是坏政府。妨碍或摧残社会的公共福利的是恶政府。”“政府不良，监督他，修正他；他不受监督，不受修正时，换掉他。”监督他、修正他、换掉他，这是多么掷地有声的话，这种“不宽容”，与鲁迅先生何其相似乃尔！

　　“鲁迅与胡适，在我的视野里是两个窗口，一个通向深邃冷寂的长夜，一个连着开阔、暖意的春的原野。”这是孙郁先生在《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文化的两位智者》一书（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中对两位智者有形象的描述。鲁迅的非常态、胡适的平常心，确有很大的不同，然而在我看来，鲁迅的冷里透着暖，胡适的暖里也透着冷，一如“鲁”中有“日”，“胡”中有“月”；鲁迅是因了当下而前瞻的，胡适是因了前瞻而当下的；鲁迅因了为人生而为社会，胡适因了为社会而为人生；在思想之外，鲁迅更近于作家，胡适更近于学者——准确的身份认同是很重要的。

　　“在鲁迅消失了的地方，胡适便凸现显出他的意义”。有人所思所为在当下影响大，有人所想所作被未来所用多，这都很好。根据“缺什么叫什么”的常识，“今日欢呼胡先生”，就很可以理解了，因为最缺的就是宪政民主软实力。

　　鲁迅胡适，表面上为中国知识分子展现了两条不同的道路，其实道路的目的地是一个，那里有着真正的人类福祉。他们同样清晰地明白自由、平等、民主、人权这些普世价值，他们只是以不同方式反对专制、拥抱自由。所以，今天不应该是“胡适还是鲁迅”，而应该是“鲁迅并且胡适”。

　　——谨以此文纪念鲁迅先生逝世70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