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社论
日前，北京市工商局和商务局召集消费者代表、消协、家政服务协会、法律专家、家政服务员维权组织，共同就《北京市家政服务合同》示范文本召开公开论证会。保姆雇主可否同居一室、保姆应休息多长时间等条款，成为代表们争议的焦点。
不能否认，政府制定规范家政合同，体现了保护保姆权益的善意，现实中也的确出现了许多侵害保姆人身权利的案例，这些案例甚至令人发指。但“一刀切”不允许保姆与异性雇主同住一室，僵化规范保姆的工作时间，这既违背了生活的常识，也突破了公权力应谨守的界限。
生活实在是太复杂了，正如有人担心的，不让同居一室，那保姆如何照顾老年病人？如果家里就是一居室，那怎么请保姆？不让同居一室的初衷显然是为预防异性雇主对保姆的侵害，但问题是这种侵害并非只在卧室发生，如果真有不良雇主横生歹意，在私人住屋这一封闭空间内，保姆恐怕很难逃出“魔爪”。
还有，和同性雇主同住一屋也不一定就意味着安全。现实告诉我们，同性雇主对保姆实施侵害的现象同样存在。今年1月曝出的珠海保姆蔡敏敏被虐待五年的案例中，实施虐待的不就是一位女雇主吗？
然而，正是她的虐待让蔡敏敏生不如死，最后整了几十次容仍然“面目全非”。
退一步说，就算保姆雇主不能同居一室真的写进规范合同了，那么在现实生活中也将很难执行。保姆肯定不会连饭碗也不要去和雇主较真，家庭不同于企业，政府也不可能派执法人员上门去查。那么，这么一个无法执行、被打上行政强制的烙印的条款实际被虚置，那损害的无疑是政府的权威与信用。
在一个法治社会，公权与私权理应恪守必要的界限。凡是私权领域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完全可以交给公民自己，公权力没有必要事无巨细都加以干预，如果干预太多，结果要么是管不了，要么是管不好。像保姆权益保护问题，自有成型的法律法规去规范，若雇主侵犯保姆劳动权益，保姆可以以《劳动法》起诉要求赔偿，严重者如强奸、虐待等人身伤害，更有刑法规范惩戒。
当然，不可否认很多保姆的权利意识很差，例如上文提到的珠海保姆蔡敏敏，由于她年纪小，阅历少，对于雇主的残暴总是逆来顺受，甚至错误认为保姆与雇主关系就是“奴隶与奴隶主的关系”，如此的愚昧实在令人心痛和可悲。但即便如此，政府完全可以通过家政服务协会、办培训班、发放维权手册等方式，唤醒他们的权利意识，并教育他们如何在与雇主相处时保护自己。此外，政府也可以召集志愿者，组建法律援助团体，建立庇护所，设立维权热线等为保姆提供最贴心的帮助。
总之，在保姆权益保护上，政府是大有可为的，但不应是家长式的包揽和在现实条件下很难兑现的空头支票。
公权力本身的特质决定了，它在管理社会，服务大众时应优先选择说服、教育、帮助的方式，而把主导的权力交给当事人自己，如此方能创造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和谐，创造社会的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