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元：郑也夫为何叫板中国社科院

资料图：郑也夫是北京八中1966年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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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培元

　　2006年8月2日，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郑也夫在其博客上发表文章，题为《二流学者何以当选学部委员——质问中国社科院》，直言新当选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景天魁不够格，社科院学部委员的评选像“游戏”，称“景天魁的学术水平在社会学所处于五名之外，在北京社会学界处于十名之外。一句话，他是二流学者”。此后一个多月中，郑也夫连续发文

，坚持景天魁应挂出代表作接受学术界评议。

　　一个斗士的姿态和责任

　　在中国学术圈，公然质疑对方学术水平已属罕见，更何况被点名者还是新当选的学部委员——这一头衔被认为是中国社科院的最高学术荣誉。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的郑氏语言炸弹，在社科院却遭遇了冷处理，至今无人表态，连另一当事人、社会学所所长景天魁也异乎寻常地选择了沉默。面对郑也夫咄咄逼人的攻势，这一张张苍白的“免战牌”委实耐人寻味。

　　郑也夫一贯以大胆直率而闻名，主持过

　　此次郑也夫何敢实名批评景天魁、社科院及学部委员评选？用郑也夫的话说，并非出于个人恩怨，自己无欲无求，不怕打击报复，此乃一个当代知识分子的道德操守和社会责任。

　　郑也夫日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他的声音并不能影响中国的社科评价机制，但他仍然点名批判景天魁，这也许是为了表明他的一种态度，表示他作为一个斗士的姿态和责任。

　　社科评价系统积弊甚重

　　然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无数网民包括不少专家学者都力挺其观点，呼吁学部委员的评选产生机制要做到阳光透明，足以证明学部委员这种“院士预备役”制度，在社科界具体实施中存在的暗箱操作等问题招惹众怒，到了不说不行的地步。

　　景天魁是不是二流学者，究竟有没有资格当选社科院学部委员，局外人似乎无从发言。但是那纸一贴出来就饱受争议的学部委员公示名单，着实刺痛了不少人的双眼。

　　自2005年下半年传出中国社科院要启动学部委员推选工作消息以来，各方质疑声一直不断。今年8月初，这份包括47名学部委员、95名荣誉学部委员的名单一经出炉，迅速卷入舆论风暴眼。

　　不久前，新华网一位网友发帖指出：在公示的47人中，44人至少当过副院长、所长、副所长，或是现任所长。部分网友还在跟帖中直接对名单中部分人的学术成果表示了怀疑。

　　这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时下社科评价系统存在的缺陷，如官本位、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因循守旧、讨好领导、投机取巧等，再联系起愈演愈烈的学术腐败、学术“包工头”现象，以及“官大获奖易”、“官大职称高”、“官大著书多”等怪现象，乍一听到郑也夫的直言，公众不能不心怀戚戚。种种积弊，现在又在推选过程中显现，难免会让郑也夫这样具有“精神洁癖”、对游戏规则敏感者产生不满，从而诱发堂·吉诃德那样的冲动。

　　学术界何时不再怕炮轰

　　前不久，瑞典科学院宣布本年度3项科学类诺贝尔奖和经济学奖由美国人包揽，本次5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全是普通教授，连系主任、院长、校长都没当过的。另外有人专门作统计过，在历届诺奖评选中，鲜见诺贝尔奖得主当过官。国外的“诺奖榜上尽布衣”与国内的“学部委员榜上皆乌纱”形成极为鲜明的对比，不难看出我们离诺奖的距离还有多远！

　　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虽然存在差别，各有各的评价机制，各有各的学术语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像季羡林、任继愈等著作等身的大家，当不当“学部委员”都是大师，而少数公众闻所未闻的官员学者，即使贴上金字标签，也不可能充作泰斗。

　　我们不能把郑也夫的“炮轰”，当作一个孤立而特殊的个案来看待。千人诺诺，不如一士谔谔，整个社科界都应该从这刺耳的叫板声中领悟到什么。诚如一些网友在跟贴中所言：“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