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东京审判》已经热播一段时间。多年来，我们忽视了前人一项正义的事业———东京审判，缺乏对它的挖掘和研究。
面对日本的右翼思潮，甚至可以说，在法律思想领域，这仍是一项未竟的事业。借助对影片《东京审判》的批评，或可补白法理，重申正义。
影片的一个遗憾是，没有对东京审判的合法性与公正性做出有效说明，进而没有对日方提出的质疑进行有力反击。
从要求法官回避开始，日方便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直接挑战东京审判的合法性与公正性，因为按照美国的审判理念，公正审判的前提是法官中立，如果只像影片中那样，主要以“盟军最高统帅任命”为理由，便不能令日方对法官的任命，进而对审判的公正心服。实际上，日方还有一些更难对付的法理质疑：比如，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用以定罪量刑的法律必须是被告人行为时已经有的，不能以事后的法律溯及既往；再如，战争是国家行为，军人依命令或法令行事，等等。庭审中的这些抗辩理由，影片或者没有触及，或者只做粗浅回答，或者干脆嗤之以鼻，究其原因，《东京审判》本身受到两个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是缺乏理论支撑。纽伦堡审判中的德国战犯也曾提出类似的质疑，不过，这些法理难题由一位名叫拉德布鲁赫的德国法学家解决了。他诉诸古老的至高法则，以自然法为评判标准，详尽论证了国家的法律、法令、命令有可能是邪恶的，而“恶法非法”。因此，像种族灭绝、屠杀平民之类的行为，不能以国家行为或者执行命令作为无罪的抗辩理由。可惜，日本当年没有拉德布鲁赫这样地位崇高又能反躬自省的巨匠，而民国的法律总体上师承德日，自也难有令日方高山仰止的大师。
二是法律资源不足。由于国民党政府当时正忙于内战，主要精力不在清算敌国罪行上，加之国民政府原本就不是一个法治政府，不重视法律，自然不重视法律人才的培养和储备。一旦战场转到法庭之上，面对日方庞大的辩护阵营，中国的指控进程，虽有倪征燠这样的法律英才加盟，仍然不断遭遇强大的阻力。
影片的另一个遗憾是，没有充分表达出，《东京审判》的合法性与公正性，正蕴含在它所采用的审判形式之中。
无论是片中独白，还是画外解说，都不止一次地流露出对东京审判方式的怀疑。比如，对日方辩护阵营的庞大和顽强及其辩护技巧都颇有反感，以致给人的感觉是导演有这样一种情绪：何不采用更便捷、更有效的审判方式，何必赋予罪犯们诸多的权利，给他们那么多抵赖、狡辩的时间和机会？
也许影片的制作者没有意识到，对一种审判方式及其诉讼规则的尊重，直接关系着对审判合法性与公正性的认可。
我们要保持法律思维的内在一致性，不能一边说东京审判是正义的，一边又质疑它所采用的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审判方式。正是这种形式上的公正，确保了它实质上的正义。控辩平等对抗本身不是正义，而是最大限度接近真相的手段。只有让控辩双方平等、充分甚至几近狡诈地为自己的利益争辩，才能让中立的裁判者注意到哪怕是极微小的、对一方有利的、原本可能被忽略的事实。
尽可能多的事实，意味着更加靠近真相；而越是接近真相，就越是逼近正义。因此，关于日本侵华真相，关于东京审判正义，只要我们做好准备，就不惮于同任何军国主义的追梦人进行理性的、长期的、艰苦的论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