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长远看平等就是效率

    关于平等和效率的关系

　　平等和效率的关系，始终是经济学面临的最大选择。吴敬琏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很难让人赞同。他援举了奥肯的著作《平等与效率》， “奥肯在书中说得很清楚，他所考察的，是结果平等与效率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机会平等与效率的关系；前者的确是负相关的，后者却不是负相关”。应该指出，吴敬琏先生在这里表现了不求实的态度。事实上，布鲁津

斯研究所所长柯密特·高登在为奥肯的这本小册子所作的序中明确指出：“它集中论述的是我们国家的制度与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全球性和地方性的问题，…”。可是吴敬琏先生竟然不顾这一事实，把美国的结论硬要搬到中国来。我们知道，美国历来把充分就业作为其经济政策目标，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去强调“机会平等”，因为雄厚的资本为他们提供了这种政策的物质条件。我们呢？吴敬琏先生所处的中国，人多，资本相对稀缺。在这种情况下，吴敬琏先生竟然引用与我们国情迥然而异的美国的说法，实在令人不敢恭维。我确实不知道吴敬琏先生是否有足够的资本可以给每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我只能说，当我们的人均收入达到5000美元时，这或许成为可能，目前还办不到。这方面的间接证明是，还有下岗工人无法解决就业，劳动力的工资还很低，一个位置有很多人争抢，甚至大学生就业也十分困难。因此，吴敬琏先生实质上是在空中画了一个“机会平等”的大饼！

　　我想问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一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学家们是否提出过一种理论和建议，能把“平等机会”提供给那些没有资产抵押的普通人，让他们也得到一笔贷款去创业？银行已经或正在商业化，必须以盈利和安全为目标，因此，号称吴市场的吴敬琏先生可能根本就拿不出一个主意去把贷款的“平等机会”提供给没有资产的人。拿不出办法可以原谅，但还要以“机会平等”来强词夺理，恐怕不是经济学家应该具有的态度。

　　在平等和效率的关系上，吴敬琏先生并没有明确的态度。我认为，目前正确的提法是“平等优先，兼顾效率”。我们知道，此一时彼一时，当改革发动时，中国的收入分配处于平均状态，而且资源利用效率太低。现在的情况不一样，收入分配已经恶化到超过了国际警戒性的程度，同时，市场已经在起着资源配置的主要作用，主要矛盾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公，必须以平等为首要政策目标，以保证社会的稳定和谐。因此，对中国来说，从长远看平等就是效率。

　　关于公共产品的不足

　　吴敬琏先生在其文中指出“许多证据表明，目前过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们在对公共财富和公共产品的关系上机会不平等造成的”。不去追究吴敬琏的“证据”在哪里，只想指出一个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实，那就是经济学家们确实到了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地步。

　　众所周知，市场化的

　　吴敬琏在内的经济学家们把矛头指向了政府，不厌其烦地说公共产品供应不足是导致收入分配恶化的原因。我不敢说这是个弥天大谎，但我可以肯定它不科学不全面不真实。

　　其实用经济理论就可以反驳经济学家们的这种不顾事实的说法。我们知道，收入分配已经恶化。我想问吴敬琏先生的是，研究过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构成没有？那些尚未脱贫的群体，他们能有对公共产品的多少需求？常识就可以知道，在收入分配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群体，其偏好不过是基本生活资料。而基本生活资料和公共产品这两个概念固然有交集，但却实实在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吴敬琏用公共产品来说收入分配，依然是不正视现实。

　　解决的方法十分简单，在生活资料都已经市场化的情况下，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就是给处于收入分配最不利地位的人增加收入，舍此别无他途。任你经济学家们如何在公共产品上大做文章混淆视听，也不能抹煞给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的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