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在不知不觉中否定了市场

    市场是什么？

　　市场是把双刃剑。在中国，它一方面表现为效率，一方面表现为促成收入分配的不公。作为经济学家，对此不应该讳言，而应该对市场抱实事求是的态度。这里，有必要和吴敬琏先生说说市场。

　　按西方的理论，在既定的预算约束下，只要实行完全竞争的市场定价机制，就可以实现消费者效用最大化的同时生产者利润最大化的所谓最优境界。一个煤炭工人按市场定价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获得数百元的工资，在这数百元的约束下，他吃着馒头咸菜他的孩子无法上学，可在在经济学上这叫做他实现了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同时，煤老板一掷千金花天酒地，也实现了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还要注意，煤炭工人出售自己的劳动力是按利润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的，那区区数百元工资，就意味着他的利润最大化。可惜的是，在劳动力无限供应的条件下，他的最大化的结果是没有利润，因为劳动力无限供应条件下的竞争将导致劳动力的价格停留在其长期成本曲线上。同时，煤老板们依仗手中资源的稀缺性，也实现了利润最大化，获得了巨大的利益。这样一幅图画，在经济学上被称为帕累托最优境界。

　　按照西方经济学的定义，我们的

　　因此，对中国人来说，必须兼顾公平和效率，在二者之间谋求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要能保证社会的和谐和长期发展。任何把西方的市场理论奉为圭臬甚至到了迷信程度的做法，都必须抨击。市场，它无论如何只是一个工具而已。

　　吴敬琏先生用并不存在于中国的“机会平等”为市场效率开脱，就是迷信市场的一个典型例子。按吴敬琏先生的主张，不加区分的主张给予私有企业进入的反垄断只会促成在某些领域部分人的暴富，而把目标引向“公共产品”则无助于改善在收入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这些主张都并没有抓住收入分配恶化的要害，不可取。事实上，结论已经有了，就是我们向市场化方向的每一步，都必须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只有严格遵守这个约束条件的市场化，才是真正符合中国国情的效率。

　　关于“全民医保”的主张

　　吴敬琏提出的“全民医保”很能赢得尊敬，而我认为“全民医保”很可能是个错误则势必不受欢迎。但是从经济学的立场上说，我仍然要坚持我的看法，与我认为是哗众取宠的吴敬琏先生商榷一下。这里无意指责吴敬琏“全民医保”的主张也有利于富人，也无意探讨其实质是政府和群众之间的一次再分配并不涉及富人，只想从可行性上说说看法。

　　首先我们从现象上注意到，“看病难”说明了我们目前的医疗需要和医疗服务能力之间有差距，而通过市场用价格调节供需的结果，是有部分人看不起病了。现在吴敬琏先生以跳跃式的思维搞“全民医保”，从经济学上说意味着需求突然增加一大块，然而，医疗的供应并没有增加。这怎么办？一种办法是由市场决定取舍，通过价格上涨淘汰掉多余的需求实现供需平衡，结果是医疗费用大涨，那点“全民医保”的钱根本不够实现“全民医保”。还有一种办法是不允许价格涨，这就会出现排队现象，结果是医疗服务的质量下降和部分人还是看不上病。因此，在医疗这个“公共产品”的提供尚不充分的情况下，吴敬琏的“全民医保”很可能是一句空话。

　　从经济学看，吴敬琏先生的主张只从需求方面考虑问题，并没有涉及供给，结果是供需的不平衡。因此，与其“全民医保”，恐怕不如 “部分医保”的同时把省下来的那部分钱用于增加医疗服务能力。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增加医疗服务的供应和增加医保的覆盖面，并最终实现“全民医保”。这里的问题在于收入分配，收入分配政策，必须有利于实现“全民医保”的目标，不光是政府，富有阶层也应该承担起一定的责任来促成这个目标的实现，而大谈收入分配的吴敬琏先生似乎不肯触动富人的利益，对此矢口不提。

　　或者用经济学术语说，吴敬琏先生的“全民医保”属于比较静态，他不过是描绘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如何实现，他并没有给出路径，他把球踢给了政府。这是中国经济学家的通病。按照吴敬琏先生的做法，我们完全可以提出一个“全民享受高等教育免费”和“全民有人均10平米的住房”和“全国最低工资标准2000元”的口号。在目前来说这算不算得荒唐呢？实事求是的经济学家能这样行事吗？

　　最有意思的是，吴敬琏先生号称“吴市场”，却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否定了市场。因为，按市场经济的理论，“有病不敢看”是穷人在紧的预算约束下效用最大化的表现，这说明，穷人的消费偏好还并不如吴敬琏先生所想的那样是首先要享受医保，给他医保不如给他那些钱。这个令人痛心的事实是存在的。这说明，吴敬琏先生的“全民医保”实际是一种强制消费，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理论。这一点颇具讽剌意味，它说明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严峻事实面前，对此负有责任的经济学家们已经思维大乱，因而对中国摆脱来自西方的理论干扰大有好处。

　　说实话，我对吴敬琏先生到底是否有心于改善收入分配是抱有怀疑的，因为此前不久，吴敬琏先生曾说过这样的话：“什么人可能反对改革？一个是既得利益集团，一个是贫困群体。他们可能在反市场体制上结成联盟。打着弥补市场缺陷的口号，大众全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会就此改变。”一个把“贫困群体”当成“反对改革”的人的经济学家，现在突然主张“全民医保”，这戏剧性的变化，令人不得不警惕。因此最后我想给吴敬琏先生说，不顾发展水平和社会承受能力的市场化，对中国的改革和发展有极大的危害。那种一味按西方理论行事鼓吹新自由主义，出了问题又来个180度转变提出激进主张来洗涮自己的做法，不是中国需要的经济学。这一点，愿与吴敬琏先生共勉。(顾可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