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云：送礼金打欠条恶搞了中国式送礼

　　不久前，重庆有对新人邀请了数百位亲朋好友参加自己的婚礼。在婚礼结束后，新郎的父母发现了一份特别的红包，里面装的不是礼金，而是一张欠条－－“今日王某欠张某200元整，明年本人结婚之日该欠条将自动作废。”根据记者调查，王某现在一个月要接到好几份这样的婚帖，所以就打白条了事(据10月30日《重庆商报》)。

　　为送礼金打欠条，收礼时再冲账，着实耐人寻味。这张欠条像行为艺术一样恶搞了“

中国式送礼”。它通过这种“日常的反抗”为我们揭开了这个社会的苦痛。

　　历史学家黄仁宇曾经以“关系千万重”概括中国人的交往。在我看来，此千万重关系同样见证于中国式送礼。表面上看，中国式送礼满面温情走街串巷，然而，在内里却为我们制造了一个人人负债的伪人情社会。礼品不再是寄寓情谊的工具，而是反其道行之，在虚张而持久的仪式中消费中国人的人生与闲暇。

　　从整体上看，中国式送礼不外乎三种:

　　第一种是自上而下的送礼。于家而言，有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于国而言，有皇帝的卖官鬻爵。由于“送礼者”盼望某种回报与驯服，所以，送礼可以被视为“上面绑架下面”、“长者驯服幼年”的一种手段。事实上，这也是中国为什么有“君父传统”、中国人为什么要顶着“以礼服人”的大礼包前行的原因所在。

　　传播学认为，馈赠一方往往比接受一方地位优先。比如说，送广告的人比看广告的人赚钱，搞宣传的人比接受宣传的人更有利可图。同样的道理，君父正是通过这种所谓的“馈赠”在其子民身上谋取社会与人生的种种暴利。

　　第二种是自下而上的送礼。在此，我们用“贿赂”一词来概括它可能更准确一些。这种贿赂通常包括向权力拥有者送钱与送性，严重时同样可能送上性命。当然，拿自己的性命行贿，并非某人甘于受死，可能是为了家族的利益顺势而为。不可否认的是，礼品同样是下面操纵上面的手段。当一个人“敛礼成性”，并为送礼者所操纵，实际上也是被礼洗脑，进入一种脑死亡状态。

　　中国人讲“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除了以上两种上上下下的纵向送礼与操纵外，还有一种是横向的送礼，它主要包括同事与朋友之间的礼尚往来。在此一关系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婚礼。

　　显而易见，那种与面子挂钩、动辄数百人参加的婚礼已经成为一种“胁持”公众、下属或亲友的情景喜剧，异化为几个人对一群人的“礼仪折磨”。正是这个原因，终于有人站出来打白条，同时这个白条判处了一个死刑——欠付礼金，而且“届时自动作废”。以打白条的方式送礼，对于新郎

　　不可否认，礼品或礼金作为一种交流媒介，寄托了人们的亲情和友情。然而，当人们急于收礼和还礼，“为收礼而密谋”、“为送礼而焦虑”时，亲情与友情无疑大打折扣。如法国十七世纪伦理学家拉罗什富柯(LaRouchefoucault)所说，“太积极偿还欠情，是不感谢的迹象。”社会学家布迪厄同样认为，“如果对等的东西同时交换，实际上就是拒绝。”布迪厄直言不讳——种礼品巡回表演的参与者觉得他们好像是在礼尚往来，实际上是在自欺欺人。

　　论及这种“礼品巡回表演”，笔者不由得想起小时候在老家过年的情景。一包包花花绿绿的礼品(通常是食品)从正月送到十五，最后在自家收到的礼品中，往往还有最初送出去的东西。不同的是，有些礼品或多或少发生了变质——礼品没有通过流通升值，反而发生了贬值。透过那些急走于乡村田垅的匆匆脚步，回想我平常之所见，不过是一种劳民伤财的传统。

　　一次平常的婚礼，一张惊世骇俗的白条，同样为我们揭开了“礼世界”的隐秘的秩序——“在江湖上混，迟早是要还的”。对于许多人来说，那些即将送出的礼品，以及已经收到的礼品，就像是人情特务一样，可以帮助自己攻城掠地，甚至攻陷他人的大脑，与此同时，它也可能随时策应他人进屋讨债。

　　(作者系资深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