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教授林大庆呼吁，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增加对烟草企业的税收，提高烟草的价格，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经济拮据的人群减少吸烟。
高税高价控烟是常识性的老生常谈。1992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贝克尔(Becker)博士的研究认为，在短时期内，卷烟价格增长10%，将会导致卷烟消费量下降4%；在长时间内，如果卷烟价格上涨10%，卷烟消费量则会下降7.5个百分点。
事实上各国也大都遵循这样的控烟策略，将卷烟列为“奢侈和必需”混合的特殊日用消费品。西方发达国家的烟草税负在70%左右，发展中国家也都在50%以上。但从专家到各国政府，其追求的理性态度是不能忽略烟草行业的经济效益。对于发展中的中国而言，烟草行业的经济贡献更是不容忽略。这是最基本的国情。据统计，截止到2005年12月，烟草行业在产卷烟品牌为203个，4个品牌年销量超过百万大箱，烟草制造行业累计资产达3282.64亿元，同比增长8.89%，实现销售收入2858.19亿元，同比增长11.05%，行业税金总额和利润总额分别为1461.2亿元和417.6亿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了11.18%和12.46%。中国烟草行业对财政的贡献一直持续在10%左右，烟草行业向国家提供的税收总额更是连续十几年稳居国民经济各产业之首。
在此情势下，单纯以公共卫生的角度和道德批判的思维去理想化地控烟只能是不切实际的。卫生专家必须跳出自己专业的狭隘视角去和世界通行的烟草经济做一综合平衡，否则是以道德的大旗去挑战客观现实，让人感触求乎虚名之感。中国烟草行业的经济贡献较之其引发的公共卫生之负效应，显然是利大于弊。公共卫生专家再以道德的想象衡之，是钻了牛角尖。当然，中国烟草行业的坐拥独大所形成的特殊利益的垄断集团性质引发的民意炮轰，则属于收入分配不均的范畴，和控烟的道德争吵及公共健康争议无关。
即便遵从卫生专家的意见，在中国以高烟价和高税收的举措控制烟民数量，也存在技术上的难题并会导致更为混乱的社会问题。
首先，高税高价控烟是个系统工程，有效的前提是在提高卷烟价格的同时，也应该提高其它烟草制品的价格。否则，烟民们在放弃卷烟的同时，会选择旱烟、水烟和斗烟等其他的烟草消费方式。这种情况发生在中国，会导致更为失控的局面：一是烟草种植的无序化；二是旱烟等传统方式对烟草行业的冲击，国家税收减少，51万烟草职工面临富员；三是低收入烟民遭受比卷烟更为严重的健康损害，毕竟传统旱烟没有经过科学处理，尼古丁等有害成分更大，国家面临着更为沉重的公共卫生开支。
其次，要说明的是，经济学家纯数据的理性分析和公共卫生专家的专业狭窄言论忽略了烟民的心理状态和消费依赖，即烟民是否上瘾的问题。一旦上瘾，无论贫富，其对烟草的嗜好极难戒除。这是众所周知的生活常识。烟草价格涨价只能逼退无瘾烟民，对上瘾者并无多大效应。反而会逼得经济拮据的铁杆烟民更为困窘。尤为进者，高价格的烟价和税收会在事实上制造富裕烟民和贫穷烟民享受同等税率的不正常现象，从而导致穷人吸烟权利上的不公平。
再者，对烟草行业课以重税，是卫生专家在全世界范围内推广的控制烟草行业的理念。从健康的角度言，全球性禁烟更为理想化。但世界各国都无法做到。因而，无论中国还是他国，对烟草的公共政策制定大都遵循理性的平行原则：一是全民化宣传吸烟有害健康的理念并在特定的公共场合实行禁烟；二是通过税收手段调节的手段。在这种全球共识下，专家不该怀疑中国禁止烟草广告、航班上不准吸烟、开展无烟日、无烟城市等活动的努力。让穷人抽得起烟，是实事求是的现实选择，这不能成为专家讽刺中国的道德想象。
理性的卫生专家建言应该体认中国的国情和烟草发展的现状，更多地通过宣传让烟民们戒除吸烟行为。国家的经济利益、公民的健康权利和公民的吸烟权利之间如何达到有效的平衡，则是全世界均应关注的课题。单凭以道德的想象去控烟，不惟损害一国经济利益，还会伤及公民的基本权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