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年头，六次审议，从激烈争论到凝聚共识，《物权法》草案的许多重大问题已基本得到解决，有望在适当时候提请全国人大审议。六稿之后的《物权法》，协调各方意见，兼顾各方利益，成熟度逐步提高。但是，由于“公共利益”具体含义的界定与土地、房屋的征收、征用和补偿密切相关，所以在草案讨论中，始终有人建议界定“公共利益”的含义。各有关部门反复研究后表示，关于“公共利益”的具体含义，分别由有关法律规定较为切合实际。(《新华每日电讯》10月30日报道)
正是因为目前公共利益“法无定论”，公共利益与商业利益之间并无明显边界，而且以当前的体制、机制看，政府的行政行为尚难以保证超越自身利益，从法律意义上对公共利益做出界定，确属众望所归。多数专家认为在不同领域内、不同情形下，公共利益情况相当复杂，难以作出具体规定，应将“公共利益”留给相关单行法律作界定。从原则来说，这样的说法当然可以理解。但是到底什么层级的法律可以对“公共利益”做出界定？作为一部民事法律，《物权法》难道不算“相关单行法律”吗？为什么不能从该法相对较窄的视角，对“公共利益”做出界定呢？《物权法》开了“回避‘公共利益’”这个头，今后其它单行法律会不会群起仿效？也采取回避态度呢？
在一个权利意识复苏的未来社会里，公权与私权的纠缠将越来越多。“公共利益”也就成了一个躲不开、绕不过的门槛。但是面对这样的一时难以尽述的问题，立法显然处于“既躲不开，又不能等”的两难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下，笔者感觉立法应该遵循“能细则细，不细则补”的思路。具体来说，一是要通过充分调研，将法律主体涉及公共利益可能遇到的具体情况，尽可能纳入法律规定；二是法律对于公共利益无法做出具体规定时，应该规定由谁来判别、怎样判别“公共利益”；三是从保证听证质量的角度、细化听证事项相关法律，认定“公共利益”的方法和程序。
《物权法》草案没能对“公共利益”做出界定，的确令人遗憾。但我觉得，通过法律内部、法律之间等侧面互补，让公共利益的界定体现更多的“公共意志”，这一遗憾就有可能被减轻。因此，立法部门不应该放弃种种努力。(马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