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经济这几年之所以蓬勃发展，其经济总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各省区市前茅，道理就在于此———政府的行政干预少了，则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企业自由度大了，资本自由化程度就高了，从而企业家精神也得到了培养生成。
10月30日，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在中国人民大学首次公布了《中国各地区资本自由化指数》研究报告，报告显示，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中，浙江省资本自由度高居全
国之首。报告负责人、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朱恒鹏表示：“从一般意义上说，政府机构对企业的干预越少，企业自由度就越大；相对于较为稳定透明的法律框架而言，不透明和不稳定的行政指令和政策干预越少，则企业自由度越大。”(《第一财经日报》10月31日)
原来如此！浙江经济这几年之所以蓬勃发展，其经济总量连续多年稳居全国各省区市前茅，道理就在于此。政府的行政干预少了，则企业的自由度就大了；企业自由度大了，资本自由化程度就高了，从而企业家精神也得到了培养生成。道理就这么简单，正所谓“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
这一直白的因果链告诉人们：凡是政府扮演好“守夜人”的角色，立足于服务企业，则企业就能发展，一地的经济就能得到快速发展，反之则不然。政府干预的多少与一地经济发展速度的关系，由下列数据表明得清清楚楚：2004年的资本自由度东部地区平均为7.65分，中部为5.86分，西部为5.72分。这一数据对应着东西部地区的经济总量和发展速度。也就是说，中西部地区要想赶上东部发达地区，首先就得转变政府观念，尽可能减少政府对企业的干预。如若不信，还有一组数据足资证明：30个省区市平均资本自由化程度总评分由1999年的4.46提高到2004年的6.53(算术平均)，平均提高幅度为2.07。随着全国总的资本自由化程度的明显提高，这几年我国的国民经济才保持了持续高速的增长。
话虽这么说，但真要让政府做到少干预企业谈何容易。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阶段，由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格局沿袭至今，加上地方政府习惯了“保姆”的角色，要想让政府放手让企业自主经营还有若干难度。尤其是随着我国财政包干制度的改革以及地方官员经济业绩考核标准的推行，地方政府承担了更大的财政压力和经济增长责任，并使得地方官员的政治前途与当地企业的兴衰紧密联系在一起，企业行为往往成了政府行为，政府怎么可能做到少干预企业呢？
也许一些地方政府想不通，政府制定扶持中小企业的优惠政策，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甚至拿出巨额财政资金作为研发经费并创立科技园区，这样的政府干预怎么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呢？应该说，这样的政府干预有其积极的一面，而且在短时期内确实能收到一定成效，但权衡利弊，实乃弊大于利。原因是，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干预越多，意味着企业主创业自由、签约自由和要素流动自由就越少，这不利于激发企业家精神，从而对经济自由造成妨碍；政府干预可能使得企业家养成依赖政府的恶习，他们宁愿把主要精力花在与政府官员打交道上，而不愿花在企业自主创新上，有捷径好走何必走弯路？另外，政府干预会使原来就不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变得越发不公平，因为事实是，政府扶持部分企业势必会压制或者歧视另一部分企业，受压制的企业为了求得政府的支持，难保不会通过权力寻租渠道获取政府支持，这又会造成新的腐败。
基于以上认识，不管愿意与否，政府都应该少干预企业。真要做到这一点，政府官员必须对GDP与官帽之间的关系有个正确认识，切不可为追求眼前的短期效益去大力干预企业的发展，这只会揠苗助长，最终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对于政府而言，只要保护产权、维持公平交易的法律和规则、创造企业间平等竞争的环境就够了，其他应该交给市场去解决。这就是浙江经验：资本自由度全国第一保证了浙江经济发展处在全国各省区市的前列，你不服不行。
王学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