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唐学鹏
近日，中国央行宣布与印尼进行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规模增加至40亿美元，这是对2003年和2005年中国印尼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的重要修订，将此前20亿互换美元额度提高整整1倍。
货币互换本质上是彼此两国间用本方货币对对方进行融资(也是一种承诺)，这种融资承诺是防止某国受到国际投机客的攻击：其攻击手段恰似利用该国的货币同其他国货币间的汇率波动关系，进行反复的沽空波段式袭击。这种融资承诺在2005年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会议之后，被大大地加强了。
同时，货币互换也构成《清迈倡议》(CMI)亚洲合作框架的起点。目前，中日韩和东盟诸国都进行了双边货币互换，其互换额度已经超过600亿美元。但即使是这个规模，对于庞大的亚洲经济增长的GDP数字以及汇率风险的波动损失来说，是非常微小的。另外，货币互换依然附属于IMF的融资框架。CMI的设计本身就是为了和IMF的救援行动对接的。那就必须要让CMI有独立运作的金融工具。一个想法是通过建立多期亚洲债券基金(以亚洲各国货币为基础的亚洲基金，即ABF，目前已经成立第二期亚洲基金了)进而诱致出一个联动的亚洲债券市场。
亚洲债券基金最大的“敌人”其实是美元债券。只要东亚经济体愿意维持对美元的汇率稳定，那么以东亚各国本币为基础的债券都很难替代高流动性的美元债券。而且，美元债券已经形成了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亚洲市场已经高度接纳了它，从这个意义上说，驱逐或者削弱美元债券几乎是一个不可能的目标。
另外一个想法是产生亚洲货币单位。就像经济学家Eichengreen在2005年出版的论文《The Unintended Conesquences of the Asian Bond Fund》里指出的那样，“其实亚洲债券市场的根本问题是汇率制度，自由建立完整的区域汇率制度才能削弱美元在亚洲的地位。”
整个亚洲货币单位(无论是AMU还是ACU)的主流设计思路，应该是沿着日本著名学者小川英治的构想，采用“中日韩三国”加“东盟十国”的13国货币篮子的做法。让亚洲货币单位先成为一个记账单位和结算手段，然后再进行扩展，就像欧元前身欧洲计算单位(EUA)所走过的历史路径一样。但是，小川英治的思路遭受到美国人的强烈反对，因为他包含了将驱逐美元和排斥美元的思想基因。例如，把晚年的商业前途托付给中国的诺贝尔得主蒙代尔，他认为亚洲货币单位还是应该向美元看齐，或者就不要亚洲货币单位，直接就“美元化”。但不得不承认，蒙代尔一直对所谓的“特里芬难题”置若罔闻。
成熟的做法是，可以将妥协路线和互动路线结合起来。保持美元在亚洲货币单位里的既定地位，同时，又强化亚洲货币单位同亚洲各国货币的“锚”的作用，这就意味着要采用一种“双篮子做法”：亚洲货币单位是由13国的货币权重组成(中日韩三国货币在篮子里的权重肯定比较大)，各国货币尽量保持对亚洲货币单位的稳定。同时，让亚洲货币单位(这个篮子货币)再对区外主要货币(例如美元，欧元，日元)构成的篮子货币保持加权汇率稳定。的确，这是一种在妥协的情景下，尽量生长出亚洲货币独立性的努力。
的确，亚洲货币单位的成长必须伴随着美元这个“幽灵”势力的减弱。亚洲各国已经都纷纷认识到这个问题，例如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此前在谈到人民币参考的一篮子货币构成时表示，要鼓励在双边贸易中采用本币结算，而不是以往一贯的美元结算。俄罗斯央行也正在亚洲推广卢布作为结算工具。但美元的势力太强大了，也许在亚洲根本无法排斥，可行的是，让美元退缩到一个适度的边界，让未来的亚洲货币单位能够有合适的空间生长，并能和美元大致融洽地共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