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评论员 周炳林
说服人们可以更加乐观的理论总是深受欢迎。如近年来，人们便努力使自己相信Grossman-Krueger等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确实存在：一国经济发展的初期虽会破坏环境，但在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发展却能够带来更加环保的技术，从而有利于环境的改善。应该说，这种说法有着一定的道理，但是，从实际的情况看，发展与污染的这种“倒U型
”关系仅限于一些区域，从全球的角度，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可能仍然是一种单调正相关的关系，10月30日英国财政部的一份重要报告便指出，世界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的矛盾并没有得到调和，特别是温室效应造成的全球变暖问题，如果没有“大胆和决定性的”遏制行动，世界经济将面临灾难性的后果。
发展与污染的“倒U型”关系适用于区域而非全球有着重要的提示：经济发展虽可促进环保技术采纳，但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却可能使污染落入“区域转移陷阱”：一些发达国家的环境改善，除了技术因素之外，可能还得益于其原有高污染产业的转移，或者更为拙劣的国际废弃物贸易。这种危险的结果可能来源于不同措施相应成本的比较。对于具体区域而言，如果现实中既可采纳环保技术治理污染，又可进行污染的转移，那么，区域最终决策的选择就取决于成本。
从目前的情况看，采纳环保技术改善环境，通常要比直接转移产业的成本高得多。如全球每年1亿多吨的二氧化硫污染，一些发达国家多年前即已实施严格管制，该污染的技术处理成本相当昂贵(表现为排放许可证制度下的污染权价格，美国目前每吨二氧化硫的排放权在60-80美元)，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对于该污染物的排放却没有那么严格的管制。于是，发达国家一些旨在激励采纳环保技术的政策，最后的结果往往产业与污染的区域性转移。这个问题我国尤须重视，2005年我国二氧化硫排放总量就已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
而根据另一些研究，对于发达国家废弃物的处理成本和直接转运的成本也存在巨大差异。欧美垃圾转运至亚非拉等欠发达国家的费用在15-30美元/吨不等，仅相当于在其国内用先进的技术进行处理掩埋的费用的20%-30%。发达国家的废弃物常在本已贫困潦倒的地区制造灾难，如最近一艘名叫“普罗博·科阿拉”号的货轮，便将运送数百吨含有有毒物质的废油，从荷兰至科特迪瓦首都阿比让倾倒，很短的时间内制造了一场环境噩梦：至少8人死亡，大约8万人入院治疗。
诚如萨谬尔森所感慨的：“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水、未遭污染的土地——我们都承认这些是我们所追求的目标。但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又愿意为之付出什么呢？”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与权责利的不对等，这种“我们愿意”与市场自发可能注定是要失灵的，科斯“无交易成本的谈判场景”，似乎更是一种思维乐趣而了无实际意义；公共部门虽理论上确系治理污染的仰仗，但讽刺的是，在公权力影响较大的国家中，污染却更加严重，如计划经济时代的东欧国家。
在市场与政府的单打独斗均告失败之后，一些经济学家试图构建二者的“明智结合”(如政府发放污染许可证、市场交易污染许可证)，但其成功也多是区域性的。发达国家这种污染权的“价值发现”，还使其往往倾向于将污染输出，而非采用环保技术。而如果一些地区的生态环境好转，导致另一些地区经济发展需要付出更多的环境代价，那么，全球环境的改善何以能随着经济发展而翘首以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