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九器
“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文天祥通过《正气歌》表达出中国传统士大夫气节的时候，把春秋时齐国的太史和晋国的董孤的直笔写史看作良心的榜样。太史宁死也要写下“崔抒弑其君”，董孤即使知道晋灵公是昏君仍然客观地写下“赵盾弑其君”。这样的史家不仅是治史者们的良心坐标，也是职
业新闻人当孜孜以求的良心坐标，因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11月8日，一年一度的记者节，不妨从“董孤笔”入手说说新闻人。
不仅是董孤、齐太史的秉笔直书，为立人树下坐标，追寻历史的长河，一个个历史片断、一位位新闻先辈，更为今日的新闻人立下一个良心的坐标。前者披荆斩棘开创的路需要后来者前赴后继地去无限延续。
“凡是真理要求我们说、要求我们写的，就决不放弃、决不迟疑地说出来，写出来。另一方面，凡不合真实和违反民意的东西，就不管有多大的强力在后面紧迫着或在前面诱惑着，我们也必须有勇气、有毅力把它抛弃，决不轻着一字。”（1943年9月1日《解放日报》社论）重温63年前党和新闻工作者作出的庄严承诺，分明看到太史和董孤的直笔，分明看到一名新闻人的职业底线，更看到新闻人身上的历史责任。
“余自问为记者若干年，亦一大作孽之事也。以今法作报，可将一无辜良善之人，凭空诬陷……至于凭臆造论，吠影吠声，败坏国家大事，更易为矣！”这是91年前一代名记黄远生在《忏悔录》中的话，直剖肺腑、毫不留情。他的忏悔犹如一道闪电划破了缺乏忏悔传统的知识分子天幕，那是一种新闻人极度稀缺但又无比昂贵的道德自省，那是让新闻人永远不能背离新闻本质的人文给养。重新认识“中国的卢梭———黄远生”就是找到一件拨正新闻人道德坐标的绝佳武器。
“报纸是公众的，不是‘我’的；发表主张应尽到客观的探讨，不可夹杂着自己的名誉心和利害心，更要力避自己的好恶爱憎，不任自己的感情支配主张。”这句话充满的新闻伦理与哲学思维，正指导今天新闻人在做无限接近本质的新闻，而它出自六十多年前蜚声中外的新闻人《大公报》主笔张季鸾之口。天下新闻其本质核心无非“客观真实”，但今日新闻之种种怪象，如道听途说式，偏听偏信式，断章取义式，先入为主式———感性压倒理性，经验战胜客观，还是屡见不鲜。六十多年过去了，面对张季鸾和他的报纸，需要拜先辈为师的新闻人仍然太多太多。
前行者络绎不绝，汇成新闻史上璀璨的一条银河———有认为把新闻做成记录督军阔人一言一行是“新闻界一大缺点”的李大钊，有报纸应“供给各方平等发表之机会”的徐宝璜，有把“凭良心说话和用真凭实据报告新闻”作为立业基本原则的成舍我……
今天这个纷繁芜杂的时代，改革之艰、利益之争、阶层之阂无不与民众息息相关，需要新闻人按照新闻规律，运用基本的新闻规则和高超的技巧，去促进“以人为本”的实现，去充分地反映民意，去有效地消除阶层隔阂，去适当地舒缓社会怨气，追求一种和谐。虽然那些片断和身影飘游在20世纪的时空，然而蕴含着的新闻价值核心、民本色彩、道德自律，共同为今日的新闻人树立起一个永远的新闻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