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究领导责任”这句政治术语近几天格外引人瞩目。日前，江西省政府出台10项“铁律”，规定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要追究市长责任(11月10日新华网)；几乎就在同一时间，陕西省19个部门也联合下发《关于加强流浪未成年人工作的意见》规定，对未成年人外出流浪乞讨造成严重后果的要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11月12 日《华商报》)
不同的治理区间，不同的诉求目标，相同的问责方式——追究领导的责任。表面看起
来，似乎一切都是顺理成章、自然而然的：“领导”作为各级政府部门的“统帅”和“灵魂人物”，手握重权，牵一发而动全身，如果一项行政治理的目标收效甚微甚至失败，不问责你问责谁呢？——然而，恰恰就是这种看上去无可辩驳的逻辑，让笔者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追究领导责任”无疑是句狠话，尤其是在“一票否决”的时候。它首先认定了“领导”们具有呼风唤雨的本领和穷尽时空经纬的智慧，但它显然又对“领导”们充满了不信任感，认为他们很可能在施政过程中敷衍塞责、阳奉阴违。或许正是因为如此，“追究领导责任”每每成为一些文件之后挥之不去的尾巴。
在政府部门尤其是“领导”们的头顶高悬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督促其克尽职守、兢兢业业本意当然无可厚非，但问题是，即便再微小的社会问题，往往也牵扯众多，要解决这个问题很可能就与另外一个甚至多个问题产生对撞，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及其“领导”需要在繁杂的目标诉求之间进行取舍和协调。如果这个时候，某问题的文件规定，不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就“追究领导责任”，那就只可能逼迫“领导”们放弃协调，单向度强制推进某个问题，从而牺牲其他目标诉求，丧失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解决社会问题需要满足各种各样的条件，也就是说，必须是“可治理的问题”才有解决的可能性，如果解决问题的前提条件当前根本就不具备，那么，“追究领导责任”语境下的行政治理势必误入歧途，要么为了“创造条件”制造出某些权力事端，要么弄虚作假、欺上瞒下、偷梁换柱。显然，如果是这样的结局，是任何决策者都不愿意看到的。
其实，不同于以往那种“官员就是制度，就是法律”的原初意义上的“人治思想”，“追究领导责任”的政治话语背后向我们展现的是升级版的“人治思维”：抛开制度、法律和市场途径不用，更相信“领导”的权力所带来的效率，希望一劳永逸、一击致胜，不想在制度和法律上纠缠不清——而这种“人治思维”显然比原来意义上的危害更烈。
其实，作为对领导责任的追问，“追究领导责任”在操作上缺乏现实的可能性，责任的最终追究也不适合问责在某一个人身上，因为这是一个系统的问题。我们最好的办法应该是还行政治理一个健康的空间。
张若渔(湖南长沙 高校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