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女士的父亲去世后，留下一张89元余额的小额存折。
根据银行的内部规定，家属需持公证书方能继承遗产账户，而侯女士若要申请这笔区区89元的财产继承公证，必须缴纳200元的公证费用。（昨日《新京报》）银行指望依托白纸黑字的公证文件，将其对储户财产关系流转原因合法性的审查义务与风险成本，转嫁给储户和公证机构，这种做法是否符合商业规范固然值得商讨，不过，该事件牵引出的公证服务成
本核算，尤其是背后的社会定位问题，似乎更具有普遍意义而值得认真审视。
我国早期公证体制的设置基本上效仿前苏联模式，按行政区域和行政级别设立各级国家公证处，并作为国家机关的组成部分。1982年国务院颁布的《公证暂行条例》规定，公证处是国家公证机关。不过，2005年8月颁布的《公证法》完全否定了原有公证机关的行政属性。该法一改以往“公证机关”的行政性称谓，转而明确规定：公证机构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其设置不仅不按行政级别层层设立，而且在设区的市、直辖市可以设立一个或者若干个公证机构。
《公证法》的生效日期是今年3月1日，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公证服务具有长期的行政传统，民众对其新属性并不熟悉，法律虽改，身份已变，但许多公证收费标准与成本脱钩的垄断思路依然存在，缺乏科学的成本核算作为定价基础。笔者手上有一份仍在执行中的《公证处收费标准》，其中赫然写着“证明财产继承、赠与和遗赠收益额的，公证费为2%，每件最低200元”，正是这份收费标准决定着侯女士为了继承区区89元的财产，必须缴纳200元的公证费用。
在一个社会信用不再主要依赖人格和亲情担保的社会生态中，公证服务发挥着权威性的鉴别、确认和公示等重要功能。
随着社会信用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人们对于公证服务的公共需求将成为常态。然而，如果这种公共服务的提供者在身份职能已发生巨大转变的情况下，继续固守行政收费的强制性思路，不仅有悖于法律规定的明确属性，还将给构建正常的社会信用机制带来困难。毕竟实践反复证明：当一项公共服务因费用昂贵而不能轻易获得时，民众便不得不转向其他更经济但可能并不正常的途径寻求认可。
《公证法》厘定了公证机构的非营利性、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机构属性的同时，禁止公证机构违反规定收费标准收取公证费，那么在新法颁布施行后，何谓“规定的收费标准”，期待有关部门能够制定配套制度，在公平透明的基础上，还公证机构“非营利性机构”的真实面目，也帮助公众方便地获取质优价廉的公证服务。
□江渚上（北京律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