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峰
根据南昌市出台的政策，农民工子弟要想和当地学生一样享有平等享有教育资源，必须满足四条硬性规定，其中之一是：“（农民工）必须已办理养老保险”。对此，当地教育官员表示：“设定这些条件实际是为农民工好，对他们负责任。国家有规定，用工单位必须办理养老保险，签订劳动合同。这是农民工理应享受到的权利，大家要力争自己应该享受的
合法权利才是”。（《中国青年报》11月13日）
很明显，此一农民工子女入学条件，极具迷惑性。迷惑就迷惑在，与子女平等享受教育资源一样，该条件——办理养老保险本身也是一种权利，以权利来限制（敦促）权利，似乎显得温情脉脉、用心良苦——所谓“实际是为农民工好”。然而，迷惑毕竟只能是迷惑，现实中，当地农民工因此而得到的“实际”，却非但不好，反而更糟——囿于劳资双方地位、博弈能力严重不平等的用工环境，结果只能是：不仅养老保险的权利几乎享受不到，而且子女入学的权利也一起失落。
由此，不能不回头反省这样两个根本性的问题：是否可以用一项“必须”的权利来限制另一项权利？这样一种将权利必须化的限制，究竟是为谁好？实质是什么？
对于前一个问题，笔者的回答是，权利只能用来保障，而不能必须。道理很简单：权利的本质即自由，自由则意味着可选择、不受强迫，而所谓必须如何如何，无论是出于好心还是恶意，均已至少从形式上构成了一种强迫。因此，以不自由的强迫施加于权利，结果必然是从价值根基上对后者的颠覆。
诚然，任何权利都有相对应的义务，比如，养老保险权利对应的劳动保障义务、教育权利对应的提供和均衡教育资源的义务，而义务当然都是必须的。但现在的问题是，这些必须的义务，主要或者首先是谁的义务？换言之，谁是必须履行这些义务的主体？先看养老保险，《劳动法》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第72条）；“用人单位无故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由劳动行政部门责令其限期缴纳”（第100条）。再看子女教育，《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育是国家必须予以保障的公益性事业”（第2条）“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履行本法规定的各项职责，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第5条）。答案无疑很清楚，为保障农民工养老保险、子女入学的权利，真正需要履行“必须”义务的，既是用人单位、学校，更是国家、地方政府。
我们从报道中看到的，面对微乎其微的农民工劳动合同签约状况，当地有关部门并没有履行多少法定的责令义务，而对民工子女入学设限，真实理由更是：“教育资源十分有限”，“学校根本没法承受”。
无疑，权利与义务关系的明确、清晰，是现代法治社会的根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所系。因此，任何含混乃至颠倒二者界限，将（公民）权利义务化或将（政府）义务权利化的做法，必然都是极其危险的，其损害和危及的将不仅是一个具体群体的生活权益，更是整个社会秩序基础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