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达：机要费案是台湾政治转型的产物

　　美国来信之林达专栏

　　当年水门事件，堂堂美国总统手下的人想弄点钱是多么吃力，最后遭到调查也是一查钱的流向，就一把都扯了出来。可是，话说回来，许多细节漏洞，也就是在今天这样揭开“国务机要费”之类具体问题的时候，一点点发现和堵住的。这是政治体制转型后，完善法治的必然过程。

　　涉及陈水扁夫妇的“国务机要费”案刚刚在起诉阶段还没有开始司法审理的时候，媒体传国民党主席马英九任台北市长涉嫌将“市长特别费”公款私用，被检方约谈。看起来这“国务机要费”、“市长特别费”特别容易出问题，为什么？

　　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一案，至今还远没有到司法定论的时候。一方面这个案件涉及许多笔琐碎的发票报销，另一方面照陈水扁的解释，这些费用的去向，涉及不同的“机要”项目。哪怕现在起诉了，要通过司法审理判决，也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程。在司法判定之前，真相还不清楚，可是，从现在可以看到的事实来说，它至少反映了台湾政治体制变化之后，旧体制遗留下来的制度漏洞还来不及弥补。

　　陈水扁在对司法检调的辩解中，交代了部分带有“机密”性质的资助款项如何送出去的路径。根据现在能够看到的双方陈述的事实是，尽管一些组织声明不接受来自任何政府的资助，但陈水扁方面认为资助他们对台湾有利，就把公款秘密交给私人，辗转以私人名义“捐”给他要资助的组织。

　　原来是“机密”，现在曝光，当然引出一系列震动。从长远来看，更值得关心的是，在制度上，陈水扁的“国务机要费”到底有哪些漏洞。这里牵涉一系列的问题，一是法律究竟对陈水扁的职位作出哪些权限规定。不管是这一类秘密的匿名捐助也好，收集情报也好，还是陈水扁声称的“秘密外交”也好，这些事情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在做，问题是法律是不是事先规定，这样的事情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总统”职权的明确界线有没有设立好。二是假如可以，法律是不是事先规定，有一笔钱可以由他任意支配。这些用途事涉机密，不可能拿到真实发票或收据的时候，如何入账记账。是不要发票也可以，还是随便什么发票应付一下也可以。也就是说，是不是制度规定陈水扁可以有一个超越严格财务

　　假如法律事先规定不清，或者说是默许，就有可能真的无法查清。因为这样的漏洞是制度本身给出来的。当然，哪怕是一部分私人发票报销的经费被证实是公用了，也不能说明全部就是公用。可是，既然制度规定不明，就事实上给了陈水扁理由，他辩称其余部分是绝对机密，他“出于国家利益”拒不交代，死也不说了。偏偏检调的不严密又给了他理由，原先在约谈中和检调过程中讲好不得外传的内容，已经给泄露了出来。

　　这一系列问题纠葛在一起，是“国务机要费”问题如此难缠的原因。其中职权问题和相关的小金库问题，可以看做旧体制转型的遗留问题。在旧体制中，最高长官有无限的权力，无人有权限制，“国库”党库私库可混为一谈，司法也查不到最高领导人那里。哪怕是政府可以通过程序正常决定的好事，也一样会以“国家元首”的私人名义去做。国学大师钱穆当年接受了领导人(蒋介石)以“国家”名义给他安排的住宅，体制转型后，产权不清，新政权不认账了，竟可在他96岁高龄时要他搬离住处。旧体制下之所以没有“国务机要费”之类的丑闻案件，不是因为威权体制下的官员要干净一些，而是因为那时根本就没有今日检调和司法的独立地位。

　　体制转换后的过渡阶段，大概就是今天行政长官的小金库现象了。事实证明，体制转换后，台湾的检调和司法运作良好。可以想象，一旦检调开始调查，那么行政长官“特别费”一类，都是一些危险的陷阱。哪怕个人清廉不涉贪渎，仍然有审计面前能否一笔笔都说得清楚的问题。马英九是不是能够滴水不漏地躲开这样的陷阱，还有待检调的发展。

　　有消息说，马英九可能因司法调查影响“大选”的竞选，而连战可能考虑再次参与2008年台湾“大选”。连战本身是

　　今天人们谈政治制度，往往大而化之，其实政治制度本身是由许多细节组成。假如在讨论政治改革的时候，全是大词，缺漏具体的细节设计，就会在日后操作的时候遇到众多困扰，这些困扰再加上党派对立的渲染，会引出更大麻烦，所谓“乱象”。制度设计中，钱的处理是一个大问题。当年水门事件，堂堂美国总统手下的人想弄点钱是多么吃力，最后遭到调查也是一查钱的流向，就一把都扯了出来。可是，话说回来，许多细节漏洞，也就是在今天这样揭开“国务机要费”之类具体问题的时候，一点点发现和堵住的。这是政治体制转型后，完善法治的必然过程。

　　(作者系旅美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