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向东：陕西高院是否该给邱兴华做精神鉴定

　　备受关注的邱兴华特大杀人案，目前正在等待二审开庭。日前，邱兴华妻子透露，准备向陕西省高院提出对邱兴华做精神鉴定，申请书已经寄出。陕西省高级法院刑一庭一位姓朱的女士表示，如果邱兴华家属要为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必须有书面的申请，收到申请后，法院根据情况来决定是否同意给邱兴华做精神病鉴定。（《新京报》11月16日）

    根据《刑法》对犯罪主体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

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在司法实践中，只能通过两种途径启动精神鉴定程序来避免出现错案，一种是犯罪嫌疑人或其亲属提出，就像邱兴华的妻子这样，但鉴定与否还要由法院来批准；另一种是办案人员有了怀疑或发现后进行。

　　在死刑案件中，用这样的方式来启动精神鉴定程序是否能完全避免错杀，值得关注。由犯罪嫌疑人或亲属提出申请，在司法实践中可能得不到重视，办案人员有时甚至会对此不予理睬；并且有些犯罪嫌疑人或亲属其实也可能意识不到犯罪行为乃“精神病”所致，甚至会错误的认为进行精神鉴定需要“付费”而不愿意进行鉴定。而对于办案人员的怀疑或发现启动精神鉴定程序，同样不可靠。

　　比如，据《检察日报》报道，今年上半年，浙江温州市检察院在审查卢某故意杀人案时，发现卢某作案动机不清、行为不合常理，于是要求对卢某进行司法鉴定，结果卢某作案时存在意识障碍、幻视、被害幻想和被跟踪幻想等症状，属急性短暂性精神病，无刑事责任能力，从而避免了一起错案。这里，卢某其实只能说是“幸运”，“在公诉实践中，常常存在一些行为人作案动机和目的不明确的案件。对这个问题，传统的做法是如果行为已具备四个犯罪构成要件就认定构成犯罪。”（《检察日报》2006年8月23日）再比如，2003年5月，江西赣州市中级法院法官曾晓兰审理郭某故意杀人一案，在审查该案证据材料时发现，虽然郭某对其杀人事实供认不讳，但她凭着多年的办案经验，认为郭某杀害自己亲生儿子、嫂子及两个侄子共4人的作案动机不明，特别是其供述的一些内容不符合常理，后经鉴定郭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偏执型），属无刑事责任能力人（《人民法院报》2004年5月12日）。

　　试想，如果审案的法官没有“多年的办案经验”，他的命运又将如何呢？

　　对于刑事案件来说，要避免侵害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对犯罪嫌疑人是否精神病人，是否是适格的犯罪主体，首先要进行必要的审查。

　　其实，对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我国法律也有一些很好的规定，比如《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等等。

　　我建议还应当将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精神鉴定写入法律，如果现有的条件不允许所有的案件这样做，但至少应当规定“犯罪嫌疑人可能被判处死刑的，应当进行司法精神鉴定”，这对“慎用死刑、防止错杀”具有重要作用。

　　□何向东（河南法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