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18日在墨尔本说，目前是中国实施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的最佳时机。他认为，中国储蓄率较高，财政状况良好，有条件进行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的改革。针对不同群体收入不均衡问题，周小川认为可以采取区别对待的方法：对那些有足够储蓄的人来说，要通过激励机制鼓励他们主动加入养老和医疗保障体制；对储蓄相对不足的人来说，可以通过发展消费者信贷来支持他们；对比较贫困的人来说，应当采用量力而行和国家帮助并用的办法。(2006年11月20日《大众日报》)
对于周小川行长提出的这种改革，相信很多人会和我一样持不同意见。周小川提倡的中国实施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是站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去考虑改革，说白了就是在为自己的金融部门获得利益说话。一边倒的网民质疑，也说明了他的“区别对待法”，并不符合中国国情。那些有足够储蓄的人，他们不用太多的考虑养老和医疗问题，也就对参加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多大兴趣；对储蓄相对不足的人来说，要他们去金融部门贷款，贷款就意谓着也付利息，无疑又增加了一种负担，再说储蓄相对不足的人也就是经济并不宽裕的人，存在银行里的几个钱也是省吃俭用积蓄下来的应急钱，拿农民来说，存在银行一点的钱大都是孩子读书，娶亲嫁女，买化肥、农药等情况下才取出来，要他们拿出这些钱，还要去贷款，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比较贫困的人采用量力而行和国家帮助并用的办法”，我不知道周小川行长的这个“量力而行”是什么意思？是拿不出钱来的人不搞，还是份额少点？如果是，这种改革就不合理，穷人和富人享受的保障制度就仍然不平等。“国家帮助并用”，怎么帮助并用？既然财政状况良好，国家就应该拿出钱来，为穷人建立养老和医疗保障体系。周小川还说，新的保障体制要覆盖全社会，不降低标准；该花钱时不能吝啬，敢于把钱用在刀刃上。如果按照周小川行长上面的三个运行方法，保障体制如何能覆盖全社会，不降低标准？老百姓积蓄的那点救命钱能不吝啬？
中国储蓄率较高这是事实，长期以来，中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40%。但周小川行长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老百姓总是省吃俭用来积蓄，就是在艰难的情况下，他们也要为未来积蓄，就是这种积习成癖的国民性才创造了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储蓄率。也正是这种超级储蓄能力，才像强心剂一样维持中国金融系统的生存。这种平衡却是钢丝绳上的平衡。作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难道不知道中国金融系统不良贷款都是一个惊人数字，而超高的储蓄率在支撑着这些巨额的坏帐。中国的高储蓄存在着“两个多数”：一是多数钱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二是多数人存的少量钱是应急用的。从深层次来分析，恰恰正是老百姓在医疗、养老、教育等方面遭受越来越严重的福利剥夺，使得老百姓进一步倾向储蓄，使中国的储蓄率一直高达40%。这也是网民所说的：“别再把眼光盯在‘中国储蓄率较高’———百姓这点救命钱上。”
当今不少人不愿拿出钱来参加社保，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是对社保缺乏信任度，这是因为我国的社保基金是由各省自行操作的，在社保基金管理上缺乏相应的监督和法规的约束，因此，社会保险基金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挪用和浪费现象。据报道，张荣坤一人就挪用了社保资金34亿元。而在网上搜索“挪用、贪污社保资金”竟有3万多条。缺乏信任的社保，能让老百姓拿出那一点点积蓄去参保？
谁最需要社会保障，应该是穷人。如果众多的穷人不能参加社会保障，还谈什么保障体制要覆盖全社会？穷人问题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实际上是政治问题。因为穷人至少当下没钱去参加社会保障体系，解决穷人的社会保障问题始终要靠政治，无论是立法手段还是财政转移支付。穷人注定是要吃政府的。诚如熊培云先生所言：“只有真正贫困的政治，没有贫困的人民。”
周小川的中国实施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改革话一出，立即引起争论。其实，改革争论的参与者，只要表明自己属于哪一方，这场争论也就该结束了。应该说，周小川的这种攺革的说法并没有站在政府的角度，而是站在既得利益集团的角度上说话。因为政府是这个社会公平和平衡的守护者，政府就是政府。人们不禁要问：站在利益集团角度的改革能有多少胜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