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培元：换届狙击跑官买官

　　本报特约评论员 张培元

　　2006年，中国共产党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之一，就是全面启动全国省、市、县、乡四级党委集中换届工作。此次换届，涉及到数以千计的县和数以十万计的领导干部。

　　在这次集中换届期，各级纪检、组织部门集中整治“换届病”，全力狙击“跑官要

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腐败。自8月份以来，中纪委、中组部联合派出督察组，对地方领导班子换届工作进行了督促检查。据不完全统计，各地共查处违规违纪案件70起，处理有关责任人130多人。

　　跑官买官后的权力病毒

　　每逢换届，大量调整干部顺理成章，职位空缺多，操作空间大，往往是“买官卖官”的高发期。那些“跑官要官”者看准了这一时机，不惜一掷万金，以金钱为自己谋求更大的权力。而少数手握重权之徒，则打着换届调整的幌子，大肆进行权钱变现，搞起了“官帽”批发。

　　曾任深圳市城建集团董事长(正局级)的李育国，为了趁市政府换届之际谋到更大职位，居然筹资1000万元“买官”。无奈钱还没筹满，他就因贪贿罪行败露而锒铛入狱，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受贿500多万元的山西翼城原县委书记武保安，是巧用“换届”卖官的超级批发商。每逢换届期间或者春节，他家总是门庭若市，253个买官者几乎是排着队上贡。有时这一拨还没走，那一拨又来了，为了避免双方碰面，先来的就躲到里间，等下一拨人走后才赶紧离开。

　　换届，意味着官位与权力资源的重新整合配置。对少数别有用心者来说，更是意味着升官发财机会。在此期间，权力病毒迫不急待地集中爆发，也为有关方面的集中整治带来了契机。

　　以猛药重治“换届病”

　　创造风清气正的换届环境，必须铲除权钱交易的腐败土壤。在今年的集中换届中，从中央到地方，宝剑频频高悬，剑指用人腐败和不正之风，以猛药重治“换届病”，严防干部“带病上岗”、“带病提拔”。

　　1月23日和7月19日，中纪委和中组部联合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13起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典型案件，向“买官卖官”、拉票贿选、搞非组织活动、突击提拔干部四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恶劣行为再次亮起红灯，显示了中央的反腐决心。

　　今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吴官正在中央纪委第六次全会上作工作报告时指出，对“跑官要官”的官员，不仅不能提拔重用，还要严肃批评并记录在案；对“买官卖官”的，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决不手软；对选举中搞非组织活动的，必须严肃处理。

　　今年以来，中央加大督察力度，各种督察组、检查组、调查组、巡视组等频频下派地方，一个高效快捷的督察体系，对正在进行的换届工作做着全天候的廉政扫描。

　　源头上遏制“带病提拔”

　　公开透明的选人用人机制、健全完善的权力制约监督，才是根治买官卖官腐败的真正药方。

　　在前不久的县乡换届中，不堪“跑官”者骚扰的宜君县委书记熊晖，在自家门口贴出一张告示，郑重地写上“要官别找我”等几个字。熊晖严守个人道德防线的做法固然令人嘉许，但并没有赢得多少掌声。多数公众认为，将“跑官”者挡在门外的应是制度，而非这纸无奈的“书记告示”。

　　在此次地方党委换届之前，中央已密集出台了《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等“5+1”文件，出台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有如此多的党内法规作支撑和保障，此次地方党委换届，早已构就一道道功能强大的廉政防火墙。

　　各地在换届中所做的新制度试水，更是引人瞩目。群众对干部工作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和监督权在逐步扩大，官员选票中民意含量、民生含量、廉洁含量得以大幅提升。如吉林省对拟新提拔人选进行考察时，均进行了家访；河南、湖南、广西等省区市县两级党代会代表候选人的差额比例达20%；重庆市

　　“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狙击“跑官要官”、“买官卖官”腐败，构建优秀干部脱颖而出、健康成长的绿色通道，为从源头上遏制“带病提拔”提供了制度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