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中国职业教育的一次理性回归

　　英国诗人雪莱在《西风颂》中有句名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我们在中国职业教育的寒冬尴尬地聆听着职业教育地位式微和高技人才严重匮乏的交响。有几个语境值得我们深思：一是最近中央电视台《第一时间》消息说“国家有可能让高技能人才推迟5至10年退休，目前相关政策措施正在积极研究之中”；二是中国应届大学生到职业院校“回炉”的新闻在各大城市不约而同地上演。“蓝领”、“高级蓝领”一下子从产业浪潮中脱颖而出并炙手可热。今日“职业教育列入中南海议事日程，培养百万产业大军”的新闻成为职业教育

春之序曲的第一个扎实利好信号，中央决定在“十一五”期间财政拨付140亿元作为发展职业教育的“大红包”，我们在欣慰与感动之余似乎更该理智考量一下中国职教现状和“百万产业大军”梦想之间的距离。

　　中国职业教育的始祖，当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实业教育算起，清末的职业教育以学习西方技艺，培养实用人才为主要内容。早在1902年颁布的《壬寅学制》就指定了一套较为系统的实业教育制度。中国职业教育从制度到理念，按理都该是功底扎实的。这些年，当大学教育蒸蒸日上的时候，似乎恰以职业教育的衰败为“沉没成本”。整个社会的一个错误逻辑一个未曾被有效纠偏：大学教育即是涵盖了职业教育、专业教育的“百宝箱”——因此，职业教育成了高等教育体制上的“阑尾”，再加上学历崇拜的推波助澜，灭了职业教育式地发展高等教育成了地方教育系统的第一要义——换句话说，既然大学那么多、在就业上又造成了职业教育无工作的假象，那么，发展职业教育不就是浪费金钱？这个逻辑显然被现实归谬了。其错误代价形而下地说就譬如“百万年薪聘技工”。我们在憧憬“百万产业大军”之梦之前，先得把职业教育身份来一次理性归位——这是比什么都迫切的命题。

　　从欧美等国的职业教育而言，其身份定义是相当准确而到位的，从不至于被“大学”之“大”而偷换了发展的概念。耶鲁大学第22任校长雷文在题为《论通识教育》的讲话中，谈到了大学教育作为通识教育，与培养具体职业技能的职业教育、专业教育有本质差别。他认为大学教育的使命是培养批判性的独立思考能力，真谛是发扬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自由，因此这所曾经培育了5位美国总统、10%的参议员、全球最多的企业领袖、美国最多的大学首任校长及大量的发明家、科学家和艺术家的大学，从不会把“蓝领”作为自己的培养目标——这不是歧视与傲慢，是对其身份的合理界定。或者在英国，混一个大学文凭是容易的，但混一所正规的职业院校就关卡重重了。比之于我们，在一切物质基础和制度设计之外，理念是清爽的。遗憾的是我们8月在成都举行的“大学校长国际论坛”上，北京大学副校长海闻和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在发表演讲时，都提出大学今后应该大力提倡职业教育，培养更多蓝领。——这恰恰是我们社会教育机器出不了正规蓝领的根源。中国教育不真正理顺关系、结构性调整，则职业教育的发展就缺乏了延续效力。

　　其次，中国职业教育的现状还与我们职教的价值皈依模糊有关。我们的职业教育往往是成年后找到饭碗的一场紧急操演，《职业教育法》颁布已有十年，但由于缺乏可操作性解释和规定的抽象性，法律被实践部分地架空。美国70 年代就出现了“终身职业教育”思潮，1984 年的颁布的《帕金斯法》更是将美国职业教育引领入一个新天地，开启了全民职业教育之门。职业教育的功能由原本提供就业所需之技术，扩大到具有社会福利和社会救助之功能，使经济有困难的人，通过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长，职业教育可以说成了个人谋生乃至改善生活品质的基本手段。在这一系列过程中，职业教育与人民的关联度渐次加深，体现在自1971年始美国先后通过了《生计教育五年计划》、《职业和实施技术教育法(帕金斯法)》、《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等。刚性的法律又更好地推动了职业教育法制化的健康轨道。

　　三是我们尚缺乏“财政和职业教育的良性互动”。美国政府对职业教育资金上的倾力支持是美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的一个主要原因。从最初的《莫雷尔法案》第一次确认联邦政府给予职业教育经济支持、到1990年国会通过的《伯金斯法》，每一次法规联邦政府都给予财政支持，并且力度逐年递增、资助的范围也渐次扩展。财政与职教形成了良性互动。而反观我们职业教育的现状，在值得商榷的“教育产业化”号角中，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更是风雨飘摇，由于地位下沉则招生困难、由于招生困难则资金紧张、由于资金紧张则发展惟艰，结果是整个社会以高成本的代价去对应届毕业生“返工”——换句话说，我们职教的命运太多地依赖市场调节、而不是宏观财政的支撑。这从情理上是背谬的：毕竟，市场追求眼前利益的最大化，以市场信号作国家教育结构的生死命令，难免两败俱伤。好在有了140亿的“大红包”，这个红包尽管有些迟到，但毕竟能对职业教育起到暂时输血的功效。但是，除了中央财政的支持外，职业教育的地方发展尤需警惕“给政策不给资金”的政府惯性。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职业教育的发达不仅在于理念、财政、法律的支持，更在于职业教育的多重结合：职业教育与国家经济战略的结合；社区学院培训与当地劳动力市场需求的结合；学习与就业、生产连结的结合……比利时首相伏思达说：政治就像骑自行车：弯腰但要眼看前方，沉默但要拼命骑踏。正视中国职业教育的现存、比较中外职业教育的差异，是为了“百万产业大军”之梦更踏实更可信赖。好的教育政策必定要兼顾社会功能和个人发展，职业教育的生死总是和职校生的命运沉浮相依相存，观照中国的职业教育之未来，也请别忘了先制度性关照一下那些漂浮在就业洪流、生存困境中的职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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