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废除立案审查未能遮蔽的司法困境

　　作者：杨耕身

　　司法何谓？在林达夫妇走马美国的系列文章中，乃指“镇国之柱”，公民所能拥有的“最后之倚仗”。由此而言，公民若被法院拒绝，就意味着从此无所倚恃，万劫不复。我们也正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待“民事诉讼法修订专家建议稿”第四稿论证提出废除立案审查制度的建议。

　　据报道，此次修改稿的一个重大突破，是用立案登记制度代替现行的立案审查制度，即法院不能拒接老百姓诉状。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立案审查程序，经审查符合起诉条件的，才予以立案受理。主持修订工作的江伟教授指出：“民事诉权作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一种权利，任何人都不得非法侵害和阻碍其行使。”

　　立案审查制度的实质，是司法机关对当事人民事诉讼请求的未审先判，是对当事人听审权的剥夺，是对公民公正需求的设障。道理是这样简单：法院如果不能承担起定止息纷的功能，不能成为公民权利的庇护所，那么其负担最终仍将转嫁到社会上去，从而增大社会成本。基于此，我们对废除立案审查抱以期待，但在另一方面我们依然抱以疑虑的在于，仅仅是实行立案登记制度是否足够？

　　让人颇感意味深长的是，对于这样一个基本司法理念，即便是在此次“民事诉讼法修订专家建议稿”论证时，也并未得到相关参与论证的专家、法官的一致认同。比如在报道中，就有法官提出，有些案件社会背景复杂，或涉及制度层面，不适合通过法院解决。这种案子会给法院很大压力，即使接了也很难解决，反而浪费大量司法资源，云云。

　　我们必须十二分地看重这个来自法官的“异见”，但这并不在于他们表现出的某种“逆潮流而动”的观点，而实在是因为，作为直接参与司法活动的工作人员，他们的说法体现出了一种不容忽视的司法现状，以及对于这种现状的深层无奈。“有些案件社会背景复杂”，是什么样的复杂背景令法官忘而却步？“涉及制度层面”，涉及到何种制度令法官首尾两难？“会给法院很大压力”，这是来自何方的压力？微言大义，大义微言，恰恰说出的是一个社会的体制之痛，更是摆在我们司法改革面前的重大命题。

　　的确，对于未审先判而言，我们面临的不光是一些可能是恶意诉讼或浪费司法资源的“零碎权利”，而是一些潜在的，可能严重干扰正常司法活动的权力因素。这也正是江伟教授所指出的：有一些法院明确对立案范围进行限定，如某高级法院下发的内部文件规定，对于集资纠纷、土地纠纷、职工下岗等13类“涉及面广、敏感性强、社会关注”的案件暂不受理。而这种权力干预司法的现象，正是我们不得不正视的困境所在。就此而言，仅仅是用立案登记制度代替现行的立案审查制度，充其量只能算是形式的改良，但对于登记之后的下文如何，真相如何，公正如何，仍然是两可的，不得而知的。那么，又怎样让人产生对公正与正义的信心？

　　对于法官而言，要让他们真正附和一些基于法治精神的理念，根本的问题仍在于，我们是要让他们成为正义与公正的法官，要让他们成法庭的国王，还是让“法庭成为国王的法庭，法官成为国王的法官”(英国民谚)？其实质，在于我们是否让作为社会分支的司法具有足够的独立地位。在这方面，孟德斯鸠曾经说过：“如司法和立法、行政不分离，则无自由可言。”我们也正是在这方面，抱以耐心与期待。

　　来源：潇湘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