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生物化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研制的主要参与者之一、被公誉为科学斗士和真理卫士的邹承鲁院士，面对在最后时刻切开气管、接入呼吸机以维持生命的医生征询，毅然回答：“我不要苟延残喘。”83岁的老人就这样决绝的走了，一如他对于科学的执著，真理的坚守。然而，科学界从此少了一个正直的敢说话的人，一个视科学道德和精神为生命的人。
邹老的科学成就自有定论。早在1946年单独署名论文在英国《自然》杂志发表；1951年刚获得英国剑桥大学生物化学博士学位，就告别妻子回国，“要为中国科学做点事，使中国科学能够早点站起来”；不得不在1970年代，其师兄施密斯教授带美国科学家代表团来访时，根本就没有实验室，瓶里装的全都是水而做假实验，最终仍被洞穿，“我进了你的实验室一眼就看出你什么都没干”（2002年10月14日《北京青年报》）。如此困境下，却和科学家们一起创造了牛胰岛素人工合成的辉煌奇迹，并创立了“邹氏公式”和“邹氏作图法”，建立了酶活性不可逆抑制动力学的理论体系，提出了酶活性部位柔性学说—先后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两次，二等奖三次等从多殊荣。
“要是老想着在科学上出名，那就永远做不成一个好科学家。”邹老在写完第一篇论文之后，把老师的名字放在前头。这是一个东方人的知恩图报，可老师修改完了，又把自个儿名字给划掉了。这，就成了他一生的座右铭（11月24日《光明日报》）。然而，科学园从来就不是一块净土。伪造学历经历，抹煞别人成果，篡改数据，伪造成果，抄袭其他人成果，为商业广告做不符实际的宣传告等，由邹老总结的学术腐败七大怪现状，更是由来已久。早在1970年代，“刘亚光事件”中，全国人大常委、知名作家杨沫不但在人大五届二次会议上提出了反对邹承鲁等人压制刘亚光的848号议案，甚至在《人民日报》上呼吁，“有关部门及司法部门”给这种“破坏科研事业的人”以“应有的党纪国法的制裁”。即便在高层领导的政治威权下，邹老仍不肯示弱，公开质问：“既然杨沫同志对于分子生物学也是内行，我希望给我指出，在哪些问题上我是假充内行、不懂装懂。”并提出，科学成果只能由同行审查予以评价。以种种手段造成政治上或新闻上的压力，都是极不正常的。以“首长批示”的方式来解决科学争端，不能使谬误变成真理。在“牛满江事件”之后，邹老更是大声疾呼，“如果不顾科学上的严肃性和真实性，片面强调所谓政治影响，对某些在科学上站不住脚的所谓成果给以不适当的评价，甚至公开宣传，恰恰只能造成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甚至国际影响。“（2006年8月24日《南方周末》）
“尊重事实，不违背事实。有多少成果，说多少成果，不多说一分。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这是最基本的东西。”邹老在回答央视记者关于什么是科学道德和科学精神时如是说。可有的院士参与学术剽窃，院长在弟子大半内容为抄袭的论文上被署第一作者，媒体揭发后仍觉得“坦荡”，长江学者把别人的成果打磨掉标签，硬充自己的创新成就，不少的科学家为伪科学张目只是为了一丁点儿私利，而学界却一片沉默静寂。邹老就像“皇帝的新装”中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一次又一次挺身而出，戳穿“水变油”、“特异功能”、“伪气功”、“核酸营养”、“克隆人体器官”等一个又一个骗局。其实，正是因为他自己成了学术巨人，才有了辩别科学真伪的火眼真睛；50多年的科学实践，镕铸了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的科学精神；对科学发自内心的尊重，才容不得对科学有丝毫亵渎。“这是为了科学的声誉和自己的良心。”也正因他率真正直，义无反顾，不折不挠，凛然正气，“‘不说’太不符合他的为人。”“我就是看到我觉得不对的东西我就憋不住，这个现象不得到根本的纠正，我就一天不会放弃，一直到我死为止，还要说。”（2004年8月31日CCTV东方之子）于是，我们看到，从1981年发起关于《开展“科研工作中的精神文明”的讨论》、《再论科学道德问题》、呼吁《科学道德规范应早日出台》，《院士选举应接受科学界更广泛监督》，甚至在病床上还与人联名发表文章，对我国现行的科技体制进行反思，其间长达25年之久。在他看来，“靠作假的人把我们有限的资源都占掉，那么我们的科学研究环境就会越来越糟。影响到国家科学的前途。”。个人的名利得失，成败荣辱，金钱物欲，在科学的道德，民族的尊严，国家的前途面前都显得微不足道，何足挂齿。
“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邹老耄耋之年尚能背诵白居易的《琵琶行》全诗。“那清越的声音，如同霜天中高亢的鹤鸣，将永在科学的殿堂中回响。”如今，斯人已去，从此学界少鹤鸣。谁又敢担当，谁又能担当，谁又将担当科学的斗士，真理的卫士？
稿源：红网 作者：刘效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