慕毅飞：科研人员怎样才能不急功近利？

　　近日，教育部长周济称部分科研人员存在急功近利思想。他认为，高校要提高科研水平，要把高水平的论文写在大地上，论文不是抄下来的，应是在解决现实问题过程不断创新出来的。他还指出，现在有一种偏见，鄙视社会服务，鄙视成果转化和技术推广。高校现在要破除这种偏见，要把以服务为宗旨提高到更重要的位置（12月3日《新京报》）。

　　科研领域确实存在急功近利现象，但它并不源于科研人员急功近利的思想，而是源

于急功近利的科研评价体系。何为“功”、何为“利”，在科研的评价体系中，被本末倒置了。急不当急之“功”，近不当近之“利”，才出现了教育部长所批评的那种现象：看重抄的论文，却鄙视社会服务。

　　从现象看，抄论文的是科研人员，鄙视社会服务的也是科研人员。但对科研人员来说，一面抄论文，一面鄙视社会服务，他们忍受的是双重痛苦。明知抄出来的论文是没有价值的，把时间和精力耗在这样的论文上，其实就是浪费生命。但他们敢不抄吗？工作考核要看论文，职称评定要看论文，甚至学校的等级评估、校长的政绩认定，都要看论文。明知没有价值，却要全力应付。社会服务再重要，但跟工作考核无关，跟职称评定无关，跟学校的等级评估无关，跟校长的政绩认定无关……既然跟什么都无关，怎么能不遭“鄙视”呢？

　　到底是谁把论文看得那么重要？又是谁将社会服务看得与什么都无关？这恐怕不是科研人员吧！要怪，得怪科研的政策，得怪科研评价的体系，得怪制定科研政策和确定科研评价体系的人。把板子打在科研人员身上，肯定是打错了地方，打完以后也不解决问题。照抄的论文恐怕还得抄，遭遇鄙视的社会服务恐怕依然会遭遇鄙视。

　　当初重视论文，有过非常积极的作用。从论文的本来意义上说，它代表着科研的成果，也包含着成果的转化和技术的推广，体现着社会服务。但当论文压倒了一切，对科研人员的管理，简单化地变成了对论文的管理。只看你一年发表几篇论文，再看你发在什么刊物上。公正、客观、刚性，仿佛都有了，但科研人员从此也就不再能“板凳坐得十年冷”了，因为这十年可以让你无数次下岗；也不可能再“千锤百炼出真金”了，因为真金没炼出，炼金的人恐怕早就该走人。科研人员能做的事，只剩下就论文写论文，谁管这些论文有没有用？

　　要改变科研人员急功近利的思想，必须改变科研急功近利的评价体系。据说，陈寅恪进清华的时候，是没有论文的。不凭论文能慧眼识才，那才叫真本领。单用论文来管理科研人员，是管理低级无能的表现。论文能否发表，是编辑的事；能发多少论文，也是编辑的事。除了核实一下论文的真伪，再核算一下论文的数量，就没有你的什么事。这样的管理，岂不沦落为弱智的管理？没有哪个科研人员是愿意急功近利的，重视社会服务，走出论文误区，当务之急，是彻底改变科研急功近利的评价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