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的郑州市、漯河市、许昌市、开封市公安机关的治安部门和一些派出所均相继推出了“打架成本公示法”，借以警示和规劝案件当事人。据统计，今年以来，河南省十类可防性案件与去年同比减少了36.3%。（《成都商报》12月4日）
在动辄严惩当事人、动辄增加罚款、动辄施以严刑峻法的社会治安治理语境中，通过“公布打架成本”的方式以劝代罚，诉诸公民经济人理性的柔性手段化解社会冲突，确实
是一个很有善治意味的政策，“案件与去年同比减少36.3%”证明了这种人性化政策的制度效果。公共部门原本是想通过“公布打架成本”让冲动的公民面对冲突时能更理性，但从这一制度实施的良好效果看，公共部门更应从中解读出一种“反求诸已”的政策成本意识：一个好的政策应充分考虑到成本问题，公共部门不能为了一个单纯的治理目标和一己之执法和管理方便，而不顾政策给公众带来的巨大社会成本。
可以看到，“打架成本公示”的制度优点正在于其政策成本很小。比如河南某村警务区《警情播报》栏中一张非常醒目的“公示”，上面写着一陈姓村民打架的原因和过程，后面还列出了一个算式：陈某打架=10日拘留＋1500元医疗费＋500元罚款-----计算一个案件的成本是非常低的，而起到的警醒效果又非常高。最关键的是，“公布打架成本”是诉诸于一种潜移默化的道德规劝和执法对象自我的道德理性，不需要公共部门时刻紧盯的监管成本，更不会让无辜者承担成本，也不会滋生执法腐败。
相比之下，许多公共部门太缺乏政策成本意识了。某个领域出了问题，他们动辄想到的就是加重惩罚、增加监管环节等等，无视加重惩罚产生的逆反情绪，无视增加监管环节可能给公众增加的成本；他们经常为了一个单纯的治理目标而出台一个一刀切的政策，而无视一刀切可能制造的无数成本，比如他们只看到全面取消网吧可以解决青少年网瘾问题，却不顾对许多合法经营者和想从网络上求知的人产生的成本；他们经常出台“个别人有病、全民吃药”的政策，为了一己之执法和管理方便无视公众承担的成本。比如，某个交通工具在个别路段出了安全问题，就在全城全面禁止这种交通工具（比如电动自行车）。
某些公共部门所以缺乏政策成本意识，一方面是由于懒政，那些政策成本低的政策，往往需要耗费管理者的管理技艺和治理智慧；一方面是由于政策成本虽然非常高，但成本都是由公众承担，而管理者不需耗费什么成本，相反是最便于自己执法和管理，从“实名制泛滥”到“重罚主义流行”都是如此。
警方仅仅公布了一个“打架成本”，就让案件与去年同比减少了36.3%。公共部门本想让冲动的公众反思打架成本，可公共部门更应从中解读出一种“反求诸已”的政策成本意识：只要管理者肯动脑筋，是能够制定出实施成本和社会成本都非常低的公共政策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