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明：权力裁决一切不利于出大师

　　黎明

　　近日，温家宝总理在主要围绕高等教育展开的第四次会议上，提出了“一直在脑海里盘旋”的几个问题，希望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办出高校的特色，培养出大师级人才。大师话题至此陡然升温。

　　温家宝总理说：“去年看望钱学森时，他提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温总理在这里用了“焦虑”这个词，可见大师何其短缺，亦可见呼唤大师何其急切。这不足怪，“大师”的高度，标志着民族、国家的高度。所谓“综合国力”、“先进生产力”、“国民素质”、“国家

　　我们对“出大师”缺乏经验，这方面确实不如人；但我们对“怎样不会出大师”却有太多的切肤之痛，这种切肤之痛只要被重视，也有同样的实效。现在测试我们的“思想土壤”和“学术土壤”，不能不承认往往有利于“侏儒”生存而不利于巨人发育。此情此景中，温家宝总理的焦虑，绝非杞忧。

　　古往今来，“大师”总和“创新”、“世界前沿”等概念密不可分。出大师级人才，根本上说是个人创造力和社会人文环境的问题。诚然，正如专家已经指出的，“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从大学开始，就太晚了”，“要将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贯通起来，研究型大学要和中小学建立更为密切的联系”；但仅此还不够——诸如个人试错空间、

　　在以智商所表现的智力方面，中国人与那些大师辈出国家的国民比较，并无差异。相反，人口众多这个具体国情更意味着具备“天才基因库”的优势。智力上没理由不自信，至于“硬件”也不必过多抱怨。早年在民族危亡时期，西南联大这个破破烂烂的战时大学，竟贡献了60多个院士，还有杨振宁和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可见强调硬件条件的制约显然是消极的。

　　学术繁荣，创新活跃，至少要具备两个条件：一要有社会化的学术精神熏陶；二要有自主的思想传统和持久的学术资源积淀。世界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大师的个体差异性则尤其突出。只有当这种个体差异性得到充分尊重，思想和学术的自我积累进程不被人为中断，才会最终得一个出大师的正果。

　　大师总要不断试错的。这种人往往顽固地、习惯性地怀疑权威，其知识、观点乃至日常举措，往往不在世俗权威认可的“正确范围”之内。权力裁决一切的科层体制，从幼儿园就惯于要求的“整齐划一”，都不利于独立的精神、人格的挺立和思想的飞扬。

　　大师在某一领域为人类先行者，属于全世界的大师必得为全世界所公认。在高度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怀抱着虚心对待外部世界文明经验的民族心理，改造对外信息交流机制以减少障碍和阻力，“准大师”才可能全面、及时地汲取最前沿的人类文明成果，站在俯视世界的高度。

　　大师的超越，个人代价极大，对真理的有效追求往往意味着超越功利。浮躁和拜金的学风，急功近利的学研战略和

　　大师或许是脆弱的。那些有大师潜质的人，或因家庭贫困而进入不到高等教育和精深研究阶段；或因难以抵挡巨大诱惑而误入仕途；或某方面具有卓越智能的大师，却因领导的一时好恶而成为生活中的惨败者……对大师不能提前鉴定和预选，人工速成不可能造就大师，但人为的磨难却足以把大师扼杀在摇篮之中。这就需要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只要公平公正，即便普通人也有均等的竞争机会，那么才智超卓的大师也就不难崭露头角了——用钱学森的话说，就是容易“冒”出来了。

　　政治家对大师的呼唤，标志着政治家的觉悟。但造就一批大师，不是一代政治家能完成的任务。政治家在这方面能做出的最具关键意义的贡献，是创造海纳百川的人文环境，确立鼓励追求真理的社会机制。如果这样的环境和机制具有“开端”的意义，那么政治家的贡献即达至高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