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阅黄山书社出版的“话说中国千古之谜系列”之《中华民国之谜》一书，内有“谁为祸首，邵飘萍被枪毙之谜”一节，作者云:1926年4月北洋军阀的直、鲁、奉军队开入北京之后，“奉系军团司令张宗昌对同情或支持冯玉祥国民军的人士立即采取非常手段，大肆逮捕与镇压”。这里，所谓奉系的首领，应是张作霖父子，张宗昌应系鲁系势力的首领。大概由这个错误起头，书中又提及邵飘萍被捕后，“北京新闻界推举代表十三人前往张宗昌司令部，请求释放邵社长”等，而“狗肉将军张宗昌则骂道:‘我非看看，是他的笔厉害，还是老子
的枪厉害！奶奶个熊，非杀他的头不可。’他还说:‘取缔宣传赤化分子，早经奉天军事会议决定，警厅奉命执行，邵飘萍不过其中一人而已。’”于是，最后对邵飘萍签发死刑命令的便也就是这位“狗肉将军”了。
显然，这一描写并不符合真实的历史情节。原来，1926年4月，奉军和直鲁联军将领在天津举行军事会议后，就由张宗昌任前敌总司令开始进攻北京，至15日，直、奉军攻入北京，24日，避入东交民巷的邵飘萍被人诱出被捕，随即汤修慧夫人迅即告知北京新闻界和各方面人士，恳请其采取行动紧急营救邵飘萍。此后北京新闻界召开会议商讨营救邵飘萍的办法，会议当即决定:由上海《新闻报》、《时报》、《商报》等13家报纸各派1名代表，集体去游说先期抵达北京的奉军首领张学良(张作霖尚未到达北京)。25日下午5时，刘煌等13名代表分乘4辆汽车赶赴张学良下榻的石老娘胡同会见了张学良。当时代表们再三恳请驻军本着尊重舆论的善意，释放邵飘萍，或将之暂予监禁，以免其死。张学良则振振有辞地告诉代表:“逮捕飘萍一事，老帅与子玉及各将领早已有此种决定，并一经捕到，即时就地枪决。此时飘萍是否尚在人世，且不可知。余与飘萍私交亦不浅，时有函札往来。惟此次……碍难挽回而事又经各方决定，余一人亦难做主。”13位代表听了张学良的回答，面面相觑，他们不愿意失去最后的希望，又再三解释和恳请，但张学良始终没有动容。最后，张学良终于讲出这样的话来:“飘萍虽死，已可扬名，诸君何必如此，强我所难。”他还对代表们表示:他是宁肯“一一负荆请罪”，但“此事实无挽回余地”。
张学良是千古功臣，但我们在研究他的思想、行为时，还是应该实事求是，他做的不妥的地方、甚至是错误的地方，应当秉笔直书，不能为贤者讳。(散木/浙江大学 原题:不该为贤者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