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克拉玛依那不可摧毁的纪念碑

　　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

　　12月8日再一次静静地过去，12年了，一向如此。

　　在1994年的这一天以前，想到克拉玛依，我脑子里那块掌管听觉的区域就会激活，总是仿佛有歌声响起，那是《克拉玛依之歌》，骄傲与欢快交织，描述着茫茫戈壁建油田的壮

举。

　　但这一天以后，想到克拉玛依，我只会想到那场火，那场吞噬300多条生命的大火。那是一个盛会，一场迎接教育检查的“专场文艺演出”，参加者近800人。那是一个选择性死亡现场，288名学生的生命永远停留在少年时代，37名教师、家长和现场工作人员被烈焰吞噬，而距离起火点最近的数十名“前排就座”的领导却全部生还。

　　12年过去，我仍然记得当时报道中描述的逃生惨状，人们争相奔向友谊馆惟一打开的安全门，前仆后踩，逃往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室外，“前排就座”的则已经首先穿越了这段火场中最长的距离。报道中描述现场有“学生不要动，让领导先走”的指挥之声，一直没有得到确认，也一直没有被“辟谣”。不管有没有如此得力的现场指挥，“前排就座”者全部生还的奇迹已经足够永垂史册。

　　久矣夫，我们不曾有过“救救孩子”的呼唤，孩子似乎早已得救，并且生活比蜜甜。而那一刻，火海中没有人“救救孩子”。那一刻，哪怕没有“让领导先走”的指挥，至少有“让领导先走”的事实。事后法院认定这些人未组织疏散学生而只顾自己逃生，也说明孩子们是在火海里自寻生路或死路。或许孩子的心灵真的早已得救，但在那个真实的生死现场，心灵得救的孩子丧身火海，同样心灵得救的领导得以生还，这是怎样的心灵得救呢？这是一些词:秩序，服从，前与后，先走与后走，先人而后己，像话与不像话，体统与文明，鬼话与人话，血迹与胜迹，谎言与真实……请原谅我的胡言乱语。

　　克拉玛依大火大约3年后，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全球上映。人们从中看到了灾难面前的秩序，冰海上没有领导，但有岗位与职守，有男人和绅士，有妇女和孩子。冰海上的先与后、生机与死境、得救与赴死，让人动容。泰坦尼克沉船与克拉玛依大火，真的是水火不容。它们都有生还者与遇难者，但生还者所经历过的，遇难者最后所体验的，绝不相同。得救与沦灭，光明与黑暗，天堂与地狱，文明与野蛮，人性与兽性，真相与胡扯，衣冠楚楚与沐猴而冠……请再次原谅我的胡言乱语。

　　我仍然记得当年有多少人如同自己经历了现场一样，被这场大火灼伤。震惊、愤怒，一夜梦醒般悲凉，这场大火让多少人充满信心的寄托被摧毁，让多少信誓旦旦的宣告被揭穿为谎言。然而，如同今天的克拉玛依，原来的火场已经铺展成“人民广场”，时常载着欢笑。人们也有无数的震惊与愤怒最终被替代为歌唱甚至感激之情，遗忘与记忆的搏斗，似乎总是记忆会被遗忘击垮。人们总是在忘记痛苦向前走，走着走着，痛苦也将以不同的形式甚至同样的形式一次次驾临。

　　克拉玛依大火之前，我们有过痛苦、惊骇、愤怒和猛醒，不必逐一列数，也无法逐一列数。克拉玛依大火之后，我们也有过痛苦、惊骇、愤怒与猛醒，仍然不必逐一列数，也仍然无法逐一列数。我无法怀疑每一次痛苦、惊骇、愤怒与猛醒的真实，只是疑惑这些为何会那么短暂，以至于演化成轮回的模样。在每一次如此这般以后，若有若无的希望，欣然作色的感激，然后再一次如此这般，这就是生活吗，生活本来就该是这样吗？

　　克拉玛依大火甚至在它的发生地点也不会有任何介绍。灾祸如果不能产生英雄，也就不会有纪念。我们纪念的只是英雄和新生，如果没有英雄和对灾难的辉煌战胜，纪念似乎就无从说起。至于人祸，纪念与否取决于其“控诉价值”。无法重建的天灾与不宜控诉的人祸，是我们纪念或者说记忆的盲区或者禁区。你也许因此真的遗忘，时光总在洗去血色，而且你不会得到任何提醒。但如果愿意，你还是可以记住，也应该记住，你可以在心里为一切重灾大祸、天灾人祸立碑纪念，因为人心里的纪念碑无须批准也不可摧毁。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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