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中国商人的伦理从哪里来

　　经济人之秋风专栏

　　江苏张家港一家公司发展出了一种“精明”的经营模式，就是拖欠上游棉花企业的巨额货款。结果，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无到有，其企业就具有了10万纱锭的棉纺能力，创造了当地经济发展的一个“奇迹”。该公司想得十分周全，连供货人也承认，张家港那家公司的经营活动“违规不违法”；公司也知道控制政治风险，采取措施预防那些索要货款者闹出

群体性事件。但人们还是会怀疑：没有法律、政治风险就可以万事大吉了吗？

　　此前已经发生过很多类似事件，尤其是在商业零售领域。有些超市或百货公司通过先供货、后结款的方式大量进货，其业务迅速扩展，店面也一家接一家地开设，但这样的游戏无法无限期地玩下去的，欠债终究是要偿还的，长期拖欠的结果将是在某一天企业被迫集中支付。一旦上游企业意识到该商家存在还款风险，就会蜂拥而来讨债，此时，企业必然无力偿还。这类被自己的小聪明拖垮的悲剧已经发生过若干次了，包括一些知名企业。

　　现在，张家港那家公司也已被讨债者包围了。当然，那位企业家也许有能力支付全部货款，但企业的声誉恐怕因为此事已经遭到严重损害，企业未来的发展前景必然受到影响。事情到了现在这种地步，那位企业家是否会后悔？

　　采取这种借鸡下蛋策略的企业家通常还有自己的理论：“市场经济是无情的，人人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为此，可以采取各种手段，哪怕是违法违规，当然，道德更不在话下。谁最聪明，谁就可以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

　　经济学中确有“经济人”的假设，它假设人的经济活动旨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过去十几年来，我们的经济学家反复向社会讲述这一点，并把这一知识论的假设当成了一个道德命令，进一步又将其扩展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到今天，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已经成为整个社会的道德信条，商人当然更加信之不疑。

　　当然，大多数商人是“理性”的，他们知道，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是有法律边界的，他们通常能够把自己的活动控制在不违法的范围内。

　　但仅此是否就足够了？如果仔细地研究经济学创始人斯密的理论，就会发现，对于一个健全的市场体系来说，道德也是十分重要的。可以说，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边界，一方面是由法律划定的，但除此之外，在法律边界的内侧，还有一道由一般的社会道德尤其是商人伦理划定的道德性边界。

　　这样的道德边界并非可有可无。很多商人总以为自己最精明，可以在不违法的情况下，通过种种有悖诚信、公平的手法，牺牲别人利益增进自己利益。但众多事实都证明了，这种短期化行为最终伤害的是这些自以为聪明的企业。

　　所谓小胜靠智，大胜靠德。由于人性固有的弱点，在市场上，人的理性常被利益遮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商人，从短期看，每一个决策可能都是理性的，但这些决策加总，最终很可能损害更大的长远利益。只是，身处每一个决策中的商人未必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商人伦理的作用就在于，让企业家遵守那些能够有益于商人实现长远利益的规则，排除那些可能短期有益但长期有害的选择，在商人因为利益的诱惑而将要变得盲目的时候节制商人的行为。商人伦理其实是指导商人作出正确的选择。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商人群众中商人伦理普遍匮乏，只不过匮乏的程度不同而已。有些商人甚至无视法律的高压线，商人伦理更是视同无物。正是由于这种伦理匮乏，商人的行为普遍趋向短期化，他们总是本能地选择那些似乎能够实现利益最大化的策略，不讲诚信，不讲规则，不守承诺，不负责任，似乎已经成为常态。然而，当每个人都选择这种策略的时候，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将急剧上升，最终，每个人的利益都将蒙受损失。

　　商人要实现利益最大化，首先需要正确地理解自己的真实利益所在。这个正确的利益就是共同塑造一套商业伦理规则体系，并且人人近乎本能地遵守它。而这套伦理体系的形成，既有待于社会整体的道德环境改善，也需要商人的自治。商人伦理光靠商人个体的道德自觉是无法形成的，只有在自治组织中，伦理才有发育健全的可能，这种自治包括区域性的商会自治、行业性的同业公会自治等。自治群体内部建立起的舆论甚至更进一步奖惩机制，可以约束某些企业家本能的短期化自利行为。

　　当然，商人伦理的发育也需要法律体系的配合。比如，对拖欠货款现象，司法机构能否通过某种简易程序，提供及时而有效的救济？这样的司法体系能够通过强制手段遏制商人行为的短期化，培养商人遵守规则的习惯，而这是商人伦理的底线所在。

　　(作者系北京知名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