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洪波：什么是国民骄傲的最终来源

http://www.sina.com.cn 2006年12月13日17:36 新民周刊

　　特约撰稿／刘洪波

　　2006年的年底，“大国崛起”忽然成为中国人乐于谈论的话题。正在热播的中央电视台的系列电视专题片，似乎准确地命中了人们心中所有而口中尚无的某种国家梦想，为人们已经持续谈论了几年的“赶超日美”论作了一个几乎算得上辉煌的总括。

　　持续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使人们在近几年间不断作出乐观的预测，哪一年经济总量超过日本，哪一年经济总量超过美国，蓝图看上去已经再清晰不过了。虽然即便如此，中国的人均指标还是远远落后于先进国家，但成长为世界第一经济体，毕竟是一个可以让人们对国家未来作出无尽遐想的理由。

　　正是在这一现实背景下，曾经宣称“永远属于第三世界”的人们，开始谈论发言权与国家力量的相称性，谈论“负责任的大国”，谈论“和平崛起”，直到现在谈论“大国崛起”，这些说法步步铺陈，将人们对国家未来的雄心表露无遗。

　　唐德刚曾经说，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具有某种必然性，直到今天我们仍在穿越这历史的三峡。联系到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以及这段历史在中国人心中所刻下的苦楚与悲情，“大国崛起”论的出现，不仅是在描绘一幅关于未来的似乎清晰的蓝图，也算是对近代历史屈辱感的一种舒张。“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今天仿佛就要走到一个尽头，而按照更加乐观的估计，则一个新的“千年帝国”还将诞生。

　　自从遭逢“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以来，中国的一切发展与顿挫，都已经很难与“扬眉吐气”、“扬我国威”脱离。民族苦难的回忆，使人们把国家摆在十分突出的位置，集体优先于个人、整体优先于局部、国家优先于一切，而为了国家得到最优的发展，必须有力量让所有人凝聚得如同一个人那样去奋力赶超。这就是近代以来中国所有救亡与发展理论的总基色。现在，人们仿佛真切地看到了“东方巨龙冉冉升起”的场景，这幅图景不仅会成为凝聚人心的最新号令，也将会被视为“赶超战略”、救亡与发展总理论的正确性证明。

　　无论唐德刚的“历史三峡”论作为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基本描述是否确当，可以肯定的是这一段历史跌宕反复，剧烈程度确为历史上仅有，其间既有与世界接触过程中的屈辱，也有民族内部惨烈的格斗；既有鼓勇而前的壮歌，也有几近自毁的浩劫，国人所受的苦难并非都是“外敌”所致。如果把这些因素都加以考虑，而不是仅仅专注于屈辱因素，我们对中国道路的思考也许会全面一些，体察到的滋味也会更复杂一些。

　　今天，人们谈论“大国崛起”时，举证对象包括了自公元1500年以来所出现过的几乎所有“力量型选手”，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俄罗斯，一直追溯至西班牙、葡萄牙。这些国家的现况各不相同，是当代世界“一超多强”格局的主要构成者，也有的不再具有世界强国的位置。历史地看，这些国家都曾被称为帝国主义，今天，当我们谈论大国崛起时，显然已不再注重这样一个说法。当然，从地理大发现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结束，这一段世界历史是弱肉强食的历史，是丛林法则的历史。这期间崛起的大国，可以说它顺应了这样的历史法则吧，但当我们从这些国家的“大国崛起”历程中挖掘可资借鉴的经验时，如果不能建立在对近代历史法则的批判基础之上，而是显出与历史强权称兄道弟的心态，就不能不说是历史观的倒退。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社会开始建立新的国际规则，弱肉强食至少在道义上已经失去正当性，国家一律平等，保障和平、人权、自由等等新的原则得以确立。这使得一个国家的发展不再寄托在赤裸裸的掠夺上。而无论大国与小国，人民生活的自由与幸福、社会发展的丰富与多元，则成为最高的价值评判标准。国家有大小，但都可能不至于担忧灭亡；国力有强弱，但人民都可能达致幸福，这已经不只是一种理想，而是正在变为现实。例如，一个葡萄牙人或一个

西班牙人不必为“今不如昔”而努力重现500年前的光荣，而可以立基于现实去追求幸福，他甚至可能为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崛起性杀戮”而怀有罪恶感。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而存在，从国土、人口、历史文化甚至不远的将来从经济、武装力量来看，都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但国民骄傲感和幸福感的多少未必依赖于国家的大小，只因如此，我们才能理解何以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国民都可以自得其乐地生活。当波罗的海三国脱离一个大国而选择成为小国时，他们的国民内心充满了自豪；当美国人为了脱离越战而纷纷走上街头时，他们体验的并非“大国国民的骄傲”。国民的骄傲最终来源于自由、公正与道义，大国追求的目标也应当是保障国民的幸福和自由、维护公正与道义。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杂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