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树勇：中国的战略文化传统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发展是否会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的问题日益引人注目。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国内外学者中出现了研究中国战略文化的热潮，人们希望能够从中找到答案。

　　所谓战略文化，简单地讲是指一个民族或政治共同体的世界观、战争观与和平观中带有长期性和根本性的理念。战略文化作为社会文明发展的产物，作为根植于社会中的对世

界的根本看法，会持久地以潜在、复杂的方式影响战略决策。从中国当代在对外关系中带有全局性的决策和行为看，传统的战略文化仍存在深层次的影响。在中国战略文化中，天下主义观念、和合文化传统以及独特的战争观与和平观是主要的组成部分。

　　中国的天下主义观念源远流长。古人认为，地在天之下，所谓“天下”就是大地。司马迁曰：“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天下”既表示统治者的统治范围，也体现人们想象中的世界图景。《诗•小雅•北山》中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就反映了这种眼界。钱穆认为，古代中国人以为中国即是整个世界，即是整个天下，中国人便等于这世界中的整个人类。由此不难理解，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把其对于全中国的统治视为对“天下”的统治。

　　从文化与文明的发展看，“天下”有“中国”与“四方”之分。在中国早期的文明发展中，发源于黄河流域一带的文化较为发达的华夏族，以为居天下之中，故自称“中国”，而对于四周文化比较落后的部族，则称之为“四方”。当然，“四方”中的每一方都包含许多部族，这样一来，“天下”便隐含着“中国”与“四方”的互动关系。因此，按照中国古人的眼界，“中国”与周边部族或国家是共处于“天下”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并非单纯的地缘关系，而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古人认为，区分“中国”与“四方”的并非自然和地理边界，而是文化，即所谓“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狄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种文化主义的标准构成了中国古代天下观的一个重要内涵。

　　以天下主义的眼界处理“中国”与周边的关系，中国古代统治者基本上沿袭了“恩威并用”和以恩为本的模式。与此同时，与华夏民族形成密切互动关系的少数民族则沿袭了接受、学习中华文明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的道路。两者相合，便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以和平主义为主要模式的民族融合。对此，钱穆形象地把中国比作一个电炉子，虽然看不到鲜红热烈的火焰，但只要一挨近它，就会被融化。这从根本上孕育着中国战略文化的和平主义特质，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内在魅力和强大力量。

　　中国古人的天下主义观念与其对人际关系和社会秩序的看法密切相关。中国人的人际观和秩序观是相互交融的整体，其核心是“和合”文化理念。简单地说，“和合”是指认同世界的和谐本质，以和平与合作的精神建构和睦的社会境界。

　　近年来的考古发现表明，“和”、“合”二字在甲骨文和金文中就已单独出现，“和”的本意是声音相应，“合”的本意是上下唇合拢。后来，“和”演化出和谐、和平、和睦、和善、祥和等意思，“合”演化出汇合、结合、融合、联合、合作等意思。《易传》中写道，“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贞利”。雷洁琼认为这句话代表了中国“和合”文化的最完整意义和最高境界：世界万事万物的运行，尽管有各自的特殊性，但始终保持着整体的组合，最高程度地达到和谐，这才是最为光明的前景。

　　“和合”文化的研究者指出，“和合”思想是中国文化的独创。据考证，中国古人之所以把“和”、“合”连用，是因为这个概念除了有和谐、团结的意思外，更有向心、聚拢的意思，更能体现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据此，中国古人把自然界理解为阴阳和合的统一体；在关注社会时，强调人际关系要和合，如“礼之用，和为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也强调两者要合一，即“天人合一”。在中国文明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和合”文化体现了中国人最根深蒂固的一个愿望———和谐。中国最早的文献中就有关于和谐的思想，如《尚书》中有“协和万邦”的词句。对中国人来说，无论是自我修养，还是一般世事，和谐都是关键。

　　与此相应，中国政治哲学思想认为国际关系是扩大了的人际关系，由于人际关系的本质是合作与和谐的，因此国际关系也应如此。“和合”文化是理解中国战略文化和传统“国际关系”思想的一把钥匙。具体而言，在对世界本质的判断上，“天下大同”、“天人合一”、“协和万邦”、“非攻”、“兼爱”等观念都充满了“理想主义”，而重视实力与冲突的法家思想则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在权力与道德的关系上，中国政治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政治与道德密切相联，“仁”处于儒家世界观的核心地位，过分强调权力的“霸道”思想多数时候只能居于推崇道德力量的“王道”思想之下，而“王道”的主旨是讲究君臣民之间的和合以及华夷之间的共处或融合。在对人类前途的态度上，无论是孔子的“修德来远”，还是孟子的“用夏变夷”，都相信后天的学习能够教化人类，优秀文化的传播可以改变狄夷的落后状态和国际关系的不平等状态，促进天下一统。虽然“和合”文化并不排斥权力的作用，但主张权力要克制，要服从道德的制约。总之，“和合”文化是中国古代战略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构成了中国对外关系理念的精髓。

　　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观念和“和合”文化，孕育了中国人的战争观与和平观，构成了中国战略文化的要旨。中国古人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看法可以归纳为“和为贵”、“慎战”和“礼战”，用现代术语表达就是和平观念至上、慎行战争手段和坚持合法性战争。它们贯穿于中国几千年的战略思想史，使中国对外关系和民族融合史中战与和的关系呈现出独特的景观。

　　“和平”一词可能最早出现在《易传》里，即“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把先古圣贤的统治作为世间安定的前提条件。到先秦后期，和平思想已普遍存在于诸子百家的思想中。实际上，中华文明的和平观是一个体系，包括作为最高目标的和平、作为手段的和平、有梯次的和平以及与德治相联系的和平等。

　　在现代国际关系中，合法性战争是指战争要符合国际法，要有联合国等权威性国际组织的授权，要反映多数国家特别是主要国家的集体意志。合法性战争在中国古代的表现形式是把战争与“礼”、“义”和“仁”等观念联系在一起。中国传统思想在理想上的和平主义追求，特别是对战争合法性的重视，导致实践上的“慎战”观念。这种慎战思想非常普遍，

　　简而言之，中国古代对外关系哲学的主流是文化理想主义，战略文化传统是和平主义。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哲学吸收了西方现实主义和现代性的理念，反抗与图强的观念彰显于战略文化的表层，但影响中国战略发展方向的是文化深层结构中的和平主义。当然，中国的和平主义并非纯粹的理念，而是以主权为底线，以实力为保证的，但中国对实力的追求只是为了自强和自卫，这一点与和平主义的战略文化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