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执法者当谨守法治的“交通规则”

　　日前，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门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酒后驾车、非司机开车、闯红灯和“涉牌”等违法行为已被列为四条“高压线”，违规者将面临最严厉处罚，一律按照法定的处罚上限标准予以罚款、记分甚至拘留。此外，违法人的姓名、单位还要在媒体上曝光，有关部门将督促违法人所在单位对其做出内部严肃处理。

　　对此，有关负责人言称，“全国有几位深受群众喜爱的演员因酒后驾车而离开了我

们，我们不愿看到这样的悲剧再次重演。”确实如其所言，以上四种违法行为社会危害性非常大，有关部门“铁腕治理”交通乱象，实属必要。不过，在一个以建设法治国家为目标的社会中，仅有好的执法初衷还远远不够，还必须严格遵循法律程序，通过正确的手段实现执法目的。

　　诚然，酒后驾车、非司机开车、闯红灯和“涉牌”等违法现象，确实给首都交通的畅通有序造成了极大困难，然而，行政执法却不能因此而不顾及必要性和合理性原则。按照有关方面的管理策略，违规者一律按照法定的处罚上限标准予以罚款、记分甚至拘留，而且这种做法将长期有效，那么法律中原来针对不同情况而事先规定的区别性处罚标准，岂不是变相作废？执法者似乎成了冷冰冰的“自动售货机”，而且所有商品一律按最高价格出售。这样一来，一线执法者的法定自由裁量权也将丧失，甚至再遇到孕妇早产急送

　　再有，通过媒体曝光违法人的姓名、单位，寄望于把违法人“示众”而逼其就公共规则之范，似乎成了信息时代一些公共管理部门的处罚手段之一。但我们切不可忘记，在图一时管理便利的同时，违法者的合法隐私权及其相关利益可能面临被侵犯的危险，而且会殃及无辜的家人和单位。

　　在一些法治现状为人称善的国家，如果公共管理措施和行为可能危及公民隐私，政府将会自动提交给公民隐私机构进行事先审查，以确保违法人的隐私权不会受到不当伤害。在我国关于公民隐私的规定尚且不够完善的现状下，有关方面屡屡通过媒体曝光，对违法人“画影图形”，该做法既无合法依据，也非善政之举。

　　比较而言，对于刑事犯罪人的隐私权，近年来我们基本做到了必要顾及，即使需要公开其身份，一般也采取“化名”或者“马赛克图像”的方式。然而，面对主观恶性和客观危害要轻微得多的交通违法人身上，我们的隐私权意识和人本观念，却没有做到“斯当同怀以视之”。

　　根据有关部门的思路，交通违法人将被所在单位做出内部严肃处理。但事先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有关方面有没有权力向企业、事业单位布置这项保安任务？第二，违法人所在单位是否有权力，因为违反交规而严肃处理员工？答案恐怕都是否定的。有关方面不应将其专属的公共管理职责转嫁给社会，因为其手中的公权力不比私权，它既不可放弃也不可转让；而企业、事业单位与员工之间的关系自有《劳动法》和内部章程约束，于此依据之外，单位严肃处理员工，恐怕既要违法也要失去人心的。

　　法治社会蓝图美好，在美好的事物面前，人们难免有失范的冲动。不过，攻占法治的理想高地，同样需要沿着法治的路线图，谨守法治的路标。正如我们不愿意看到一个满怀济世救民抱负的青年，在急速向着理想奔跑时，可以踩倒一个路边孩童而置之不顾一样，人们也不愿意看到，那些怀有法治之梦的执法者，在推进社会走向法治时，却不守法治的交通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