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代，这是怀疑的时代……”顾雏军事件给中国资本市场讲了一则暧昧的寓言，不同的人读出了不同的“启示”和“猜想”。12月17日《北京青年报》消息说：证监会回应顾雏军“举报信”，称对科龙电器的立案调查“完全符合规定程序”。
顾雏军案已然超越了中国资本市场秩序之争的框架，而几乎成为经济领域的一次公
共事件。证监会只能从程序正义上给此案一个合理的出口，至于“故事”本身可能关乎资本市场的、权贵经济的、法律底线的等等宏大命题和细节逻辑，是一纸“回应”解决不了的。有一个倾向让我们备觉犹疑——为什么顾雏军在既定事实面前一直有强烈的话语表达欲望？为什么这种表达欲望屡屡被钳制被消弭？一个被正在审理的案件，一个事关重大的嫌疑人，在和司法机关“亲密接触”的事实语境下，何以需要“一份长达15000多字的举报信”在庭审之外表达立场呢？
顾雏军的绝食或者举报信，在公众的视野里，也许“玉石俱焚”的标本意义要远甚于“救命稻草”的意义。毕竟，“郎顾之争”业已成为一个标志性历史事件，但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轰轰烈烈的“精彩部分”，今天，顾雏军竭力想要讲述的“开头”和“结尾”，也许很多人不用他说也明白其中的八九分，不外乎权力和资本欲说还休的丝丝缕缕。从法理的视角来看，他有检举的权利，他也有公开更多真相的权利，至于他要担当的前提责任，这用不着我们为之费心——这就好比不能因着防止孩子噎死就不许他吃饭一样。顾雏军在法庭上对其涉案事实的陈述中，不断提到一些政府机构甚至官员的名字。也难怪一位长期关注此案的法学界人士说，“这些名字就是顾雏军进军资本市场的一盏盏绿灯”，那么，这些“绿灯”是如何“打开”的？成本几何？还有几多“绿灯”被“风平浪静”的资本市场所遮蔽？……这些才是我们真正关注的焦点。设若仅是一个商人，顾雏军的倒掉也许只是云诡波谲的市场丛林中的正态罢了，而当有若干主流经济学家、国家相关高层部门鼎力支持作背景时，人们有资格更为关注顾雏军及其格林柯尔系扩张中所显示出的国企改革中潜在的乱像和困境。眼下，顾雏军是把这个时代“经济与法的博弈”放大到个人命运的背景下去让我们考量，或者憎恨或者悲悯，有一些“伤口”早就是我们可以想见的：譬如，一般市场体制成熟的国家养成一个亿万富翁平均需要几十年，而我们却只用了短短十年。于此，我们的财富配置又有多少经得起法律、社会和历史的甄别呢？资本市场的“空手道”和资源的“乾坤大挪移”真的与我们切身利益无关紧要吗？顾雏军的“故事”看来注定要展览我们的“伤口”了，只看我们有没有勇气和底气去听。
为什么在顾雏军注册资本金时贩卖权力的有关部门不仅毫发无伤、反倒成为《皇帝新装》里勇敢的孩子被嘉奖呢？其实，顾雏军该当何罪，法院自有公正判决。但我们还是希望“让他把故事讲完”，这不仅是出于一种法理层面的正义、公平，更多是冀望于借着这个“故事”去反思法定中国资本制度的现实之惑、登堂入室的跨国中介机构是否南辕北辙、证券监管机构是否成了监管稻草人、地方政府在引资洪流中有无底线下行为等等。当顾雏军的故事牵涉的元素日益庞杂，或许也预示着此案的“司法环境”越容易受到其它力量的影响。这，对我们又是另一种考验。
稿源：红网 作者：邓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