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年末岁尾，总要盘点一番，这差不多成为惯例。于是娱乐圈十大丑闻、年度最受欢迎的十大明星、中国作家中的十大富豪等等应运而生。12月15日《财经时报》推出“中国作家富豪榜”，余秋雨以1400万元高居榜首，二月河、韩寒紧随其后。掀起“易学”热、曾经被媒体称为“学术超男”的易中天，在作家富豪榜上以800万版税收入屈居第七名。
与这些在市场化大潮中赚足了银子的作家富豪相比，先锋作家洪峰穷得可以了。因
被单位停发每月2000元的工资、他愤然上街乞讨，这一事件在互联网上引起轩然大波，洪峰变成狂欢的对象，跟帖者众多。朱大可针对这种现象提出了“哄客”这一概念，直指网络暴力这个新的文化现象。洪峰上街乞讨事件至少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文本：该如何看待体制内作家？《肖申克的救赎》里，对体制化有这样的诠释：起先你恨它，然后习惯它，更久后，你不能没有它。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国的很多运动员都已经被体制化，爱情也在这种体制化下迷失，他们获得的光辉背面，影照的是感情失落的悲情。我想这句话放到体制内作家的身上也同样适合。
市场化的写作，一方面诞生了作家富豪，另一方面，也让一些作家没饭吃。两相对比，在市场化的冲击下，作家们之间贫富差距之大，可见一斑。
在市场经济时代，作家的头顶上已经没有了上个世纪80年代的那种神圣的光环，一篇短篇小说获得全国性大奖就可以使作家一夜成名、成为公众人物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为天地立志，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的宏伟使命感已经逐渐削弱，即使是文学本身也已经被无可奈何地边缘化。作家富豪榜的出现，至少表明有的作家在捕捉大众文化方面实现了成功地转型，在市场化大潮中如鱼得水，个人名利双收，这样的作家当然令人羡慕。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那些拒绝转型的小众作家。也许他们不愿意走出书斋、融进市场，也许他们还没有碰到机遇，但他们在寂寞中写作，他们一如既往地践行“立德、立言、立功”的文人传统。这种人同样令人敬佩。
如果把是否上作家富豪榜当成判断一个作家是否成功的标准，那就未免失之偏颇了。其实给作家排座，给收入排行，这背后无非是想利用“名声经济学”巧妙地哄抬价格，形成垄断。这是商家最爱玩的把戏。明白这一点，我们对作家富豪榜就不必太当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