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涵：犯罪率不能成为城市准入的借口

　　近日，广州市一些政府部门表示，准备用抬高生活门槛的方式，减少“低素质”外来人员进城。由此，城市人口准入问题，再次成为焦点话题。

　　而限制外来人口进城的观点，似乎容易得到许多本地民众的赞同，他们赞同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外来人口让广州治安管理难度增加，市民安全感下降。广州市社科院的一项研究似乎在为这种观点提供佐证———近年来，广州市每年抓获的犯罪嫌疑人中有近80%是外来人

员。(12月18日《信息时报》)看来，外来人口的高犯罪率，似乎成了限制低素质人口进城的重要依据。然而，这个判断存在两个逻辑上的漏洞。

　　其一，外来人员占犯罪嫌疑人总数的近80%.这似乎要告诉人们，外来人口是犯罪群体的代名词。事实上，犯罪嫌疑人中外来人员的确占了多数，但并不等于说，那些犯罪的外来人员，在外来人口总数中占了很大比例。不管是在广州还是在上海、北京，绝大多数的城市外来人口是守法公民。外来人口中固然有极少数人违法犯罪，但外来人口也是城市罪案首当其冲的受害者，他们比城市人更渴望安全；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就是城市安全的守护者———不独广州，全国其他城市，治安员、保安从业者多以外来人口为主。

　　因此，以外来人口犯罪率高为由，限制低收入者进城很荒谬。社会学家谢莉·路易丝曾指出，“犯罪是现代化方面最明显和最重要的代价之一，几乎没有一个国家能够避免现代化社会进程的副结果”。

　　所以，不能简单把城市罪案的高发，归结于所谓“低素质外来人口”，它其实有着深层的时代背景，与转型期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重组与变革紧密相关，是社会准则和社会制度不完善的产物。

　　其二，那些犯罪的外来人员，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进城前，是本分守法的公民，而进入城市之后，却走上犯罪之路，这是不是纯粹个人原因造成的，值得深思。

　　犯罪现象中的个人根源，固然是驱动犯罪分子做出不良行为的直接动因，但社会原因也不应忽视。有学者就认为，“最好的社会政策，也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也就是说，消除犯罪的个人原因，是刑事政策的任务；而消除犯罪的社会原因，则是社会政策的任务。良好的社会政策，是减少和预防违法犯罪的最有效措施。

　　外来人口中的年轻人，大多数是满怀对美好生活的憧憬进城的，可塑性很强，城市如果政策应对得当，他们的文化素质、文明素养、守法意识就有向上提升的希望，但如果应对不当，他们就有向下滑落的危险。

　　毕竟，城市化进程的内容之一，也是一个教育农民工的过程。

　　目前，国内一些城市的外来人口管理理念还有待改进，例如把外来人口作为“治安问题群体”看待，处处防备、限制，这很容易将他们推向了城市的对立面。城市为外来人口提供的公共服务也比较匮乏，当外来人口陷入各种困境时，如工作找不到，生活无着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生活梦想，不管是外来人口还是本地市民，谁都不会想被人鄙视、被社会边缘化，每个人都有被社会认同、尊重的渴望。所以，外来人口给城市带来的积极效应是远大于负面影响的，外来人口对城市的负面影响，也不简单是“低素质”问题，城市也要好好审视自己，盘点公共政策上的失误与不足。

　　□韩涵(北京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