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越来越频繁出现的监控摄像头，很多人认为，公共场所的监控摄像头不仅可以为案件侦破提供线索，而且还能震慑潜在的不法分子，增加自己的安全感。调查显示，67.6%的人赞成在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44.5%的人觉得它是对遵纪守法的人的一种保护，60.5%的人表示“不做亏心事，不怕摄像头”。为了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有48.5%的人愿意“让出”自己的部分权利。(《中国青年报》12月18日)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调查结果”。谁愿意公开暴露个人隐私呢？显然，只有当某些“因素”带来比隐私暴露更为严重的不安全感时，公共才能进行权利让渡，用权利舍弃来维护公共管理。如此权利让渡，正是公共安全感缺失的体现。
但维护公共安全，非得以侵犯公共隐私权吗？非也。安装摄像头，虽然作用非常明显，但绝不是唯一的、最佳的管理方法。公共管理者之所以这么青睐摄像头，根本原因在于：遍布公共空间的摄像头，能降低管理成本，“方便”管理者。尤其是在公共安全状况不佳的状况下，管理者更是对此寄予厚望。其实，在银行等特定场所内，摄像头的存在是必要的；但在街头巷尾、网吧酒楼等公共空间也安装上摄像头，就显然有点不合适了。
一边是隐私的暴露，另一边是更大的不安全感摆在眼前。权衡之下，人们往往便选择“丢车保帅”，以小权利的舍弃来获得大权利的保障。其实，这不正是对公共管理的一种“反讽”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