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剑峰：收入分配成为影响中国经济一大软肋

　　收入分配问题造成的威胁既不主要来自城乡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也不主要来自城镇居民中富人和穷人的收入差距拉大，而是同整个居民部门的收入分配地位恶化有关。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不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因此，归根到底还是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基于此的税制改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的基本机制是劳动力转移——在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

化改革的推动下，富裕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由农村向城市、由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向高效率的非国有部门的大规模迁移。这种迁移改变了整个经济的就业结构和产业结构，为人力资本的广泛和迅速积累创造了基本条件，因而，它是任何一个崛起的大国都必须经历的过程。从世界历史看，能够与中国当前情形相提并论的唯有两次：一次是18世纪的英国，马克思描述的“羊吃人”现象就是起因于第一次工业革命过程中资本家对劳动力的渴望；另一次是19世纪的美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对“自由世界”的向往推动了欧洲向美国的大范围移民。顺便提及的是，日本和美国的一些好事者总喜欢拿印度和中国相比，而他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以IT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不可能惠及印度为数众多、连字都不认识的穷人，因而也不可能成为支撑大国经济的基础。

　　试想，一个农民放下了手中的锄头，在基本没有培训的情况下转变成服装厂的缝衣工或者城市里的建筑工，他的单位产出就将大幅度增加，而技术进步几乎没有发生。如今，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依然没有完成——直至2005年，在全部就业人口中非农就业人口的比重也才达到55%强。鉴于此，可以有把握地说，尽管在某些行业或某些企业中出现了显著的技术进步，但更主要的是劳动力转移、而不是技术进步构成了我国20余年来整个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至少在当前阶段，这种低廉的生产力水平不会对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重要影响，但长期存在的这种状态带来的一个直接的影响，便是使就业人口长期处于低收入状态，直接带来了收入分配问题。

　　如果说

　　根据我们对已经公布数据的测算，在居民、政府和企业等三大国内经济部门中，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呈现非常显著的相对下降态势。自1996年以来，不仅城乡居民的财产收入在绝对额上出现了停滞，而且更加关键的是，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劳动报酬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也由1992年的37%下降至2003年的33%，而劳动报酬占比的下降显然是因为企业支付的工资越来越低——从1992年到2003年，政府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由6%上升到近10%，企业部门支付的劳动报酬占比则由近31%下降至不到24%。在居民部门收入相对下降的同时，近些年来唯有政府部门的收入是相对上升的，而政府部门收入分配地位的改善完全来自于税收收入、尤其是从企业获得生产税收入。

　　这种居民收入相对下降、政府收入相对上升的收入分配格局正在造成日益严重的后果：其一，政府增加的收入主要用于政府的投资活动，而政府直接进行和通过企业间接发生的投资目前已经占到整个经济中总投资份额的1/4左右。由于缺乏完善的激励约束机制，这些投资活动的效率令人怀疑，而且，政府对投资的热衷也是经济时有过热之虞的根源；其二，政府投资推动了政府储蓄的增加，而政府储蓄率在这些年的大幅度上升是造成整个国民储蓄率上升乃至经济失衡日益严重的重要因素；其三，劳动报酬占比的不断下降不仅抑制了居民部门消费的增长，从而使得经济增长不得不依赖高投资和贸易顺差，更加重要的是，这极大地限制了居民对自身人力资本、尤其是对下一代人力资本的投入，而人力资本的积累对于经济长期增长的作用甚至要比通常意义的技术进步重要得多。

　　因此，为了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当前急需解决的是收入分配问题。对此，减税、增加政府公共服务支出、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以及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固然是直接、有效的政策措施，然而，需要清醒认识到的是，出现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政府和市场的职能边界不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能边界不清。因此，归根到底还是有赖于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基于此的税制改革。(殷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