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伊斯：我们从经济学中学什么

　　半吊子的经济学很危险吗？

　　据说在智慧上和政治上影响美国最大的地方是芝加哥的海德公园(Hyde Park)。这个占据城市南部1.6平方英里的飞地是个浑然一体的、富足的、宁静的小镇，碰巧又是威严的，哥特式的，以严肃著称的芝加哥大学。芝大学生卖的衬衫上写着“快乐已经死亡之所”(Where Fun Goes To Die)。这句话还可以用来指这个小镇，直到不久前，这里书店和酒吧的比例

是5：2。

　　不过芝加哥大学很可能是因为其经济学思想而闻名于世。芝加哥学派50年代首次出现的时候，这种强烈支持自由市场和大肆攻击政府干预的行为被认为是极端反动的。正如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指出的，经济学和政治学的精英们的普遍共识是资本主义只有在定期的强大的政府管理的情况下才能发挥作用。实际上，这个共识占绝对统治地位，以至于1971年尼克松宣布实行工资和价格限制以便遏制通货膨胀的计划时，便宣称“我们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但是仅仅25年后，自罗斯福总统以来第一位重新登上总统宝座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就宣布“大政府时代结束了”。他或许也可以说“我们都是芝加哥学派主义者了。”

　　现在被称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芝加哥学派已经成为国际精英的共识，成为全球政治经济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在美国，中上层阶级的子弟首先要在学术界学习它的概念。问卷调查显示的普通民众对经济的观点往往各种各样，但是在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中间，差别就小多了。2001年芝加哥大学的《法律与经济杂志》(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的一项研究发现拥有大学学位的人接受新古典经济学家观点的人远远超过普通大众。这并不让人奇怪，在名牌大学，经济学一直是最热门的专业之一(芝大本科生几乎四分之一的人学习经济学)，经济学概论在所有大学里都是必修课程，在过去30年里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十大课程之一。研究生院从企业管理、公共政策、政治学到最热门的法学专业都在用经济学范式来不仅理解金融贸易而且解释所有人类行为。

　　保守派一直批评学术界说大学教授们利用自己的地位向学生灌输左派意识形态，但是左派基本上忽视了学习经济学的方式对人们产生的政治影响，虽然这个影响很可能是非常深远的。所以为了弄清楚人们从经济学中学习了什么，我来到海德公园，选修一个学季的“宏观经济学原理”课程。

　　62岁的阿兰•桑德森(Allen Sanderson)教授过去18年来一直在这个大学讲授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概论课程。虽然刚开始他表现得有点严肃和含蓄，但是很快我就发现他是讲课的高手。他的课没有条理，跳跃性强，中间常常穿插一系列趣味横生、发人深省的俏皮话，偶尔还有视觉上的变化：稍微的停顿，仰起的下颚。第一次上课，桑德森(停顿一下，仰起头)说“你可能听说过这样的话，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是一群‘亲企业的，贪婪的混蛋’组成的协会，我认为情况不是这样。我们或许是贪婪的混蛋，但是我们不是亲企业的。共和党人是非常亲企业的。这是共和党人天生的缺陷。民主党人倾向于反企业的，这是另外一个天然的缺陷。我们不反企业，也不亲企业。在亲市场的最终意义上来说我们是亲选择的。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宏观或者微观的解决办法很可能不是政府干预创造出来，而是有自由市场创造的。”

　　他的第二堂课是以思想实验开始的。注意到课堂只剩下26个座位，而52个学生仍然申请进来，他就问“我们怎么确定挑选谁进入课堂呢？”热情、好学、认真的学生们马上举手提供了各种各样的方案比如按年龄大小，或先来后到，或让每个申请者写篇文章等。大概一分钟后一个自信的年轻人给出了桑德森渴望的答案“价格拍卖”。

　　桑德森说“价格是很有道理的标志，它显示你要某个东西的愿望多么强烈，愿意出多少钱买，确实是个很好的测量方法。经济学的很多东西最终都归结为价格，价格的含义非常多，因为它是承诺的普遍化的表现。我们不喜欢比如先来后到，是因为如果有人非常喜欢进来，他可能现在就赶紧排队了。但问题是我并不能从你们的兴趣中获得好处，而如果你付钱给我，我们都获益。”

　　这话当然有点道理，不过我听了觉得不安。把听课权利交给出价最高的人难道不会造成有钱的学生进来，贫穷的学生被拒之门外的后果吗？因为人们可以支配的钱是不一样的，在这个情景下用价格怎么能测量出欲望的强弱呢？桑德森说“随机性选择和先来后到也有公平的好处，”他期待学生反对。“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二分法——公平与效率”，桑德森问“公平到底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觉得随机性抓阄是进入教室上课的公平方法，那么我用抓阄的方法评定你们的成绩公平吗？”我想“当然不”。桑德森让我们思考这个问题，答案很快就浮现出来了，因为我努力学习，理应得到好成绩。换句话说，那些刻苦学习取得好成绩的人就像努力工作赢得更多的钱，以便能在拍卖的时候出最高价获得听课权的人一样。

　　桑德森继续说“我们试图要在两者之间寻求平衡。什么是公平？什么是效率？它们常常关系紧张。”

　　效率是芝加哥学派的确定性价值。曾在这里工作的自由市场经济学家，最著名的奥地利人弗里德里克•哈耶克(Friedrich Hayek)从哲学角度批评了国家管制和控制经济的政治后果。但是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他的同事乔治•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以及整个芝加哥学派都把精力集中在国家控制，即缺乏效率的实际经济问题上。他们拒绝凯恩斯的观点——市场在正常的国家干预情况下功能发挥得最好，相反他们返回到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平衡”的古典概念。当全球资本主义在1970年代遇到主要的打击后，芝加哥学派的理论流行开来。针对这个阶段经济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加剧的问题，弗里德曼令人信服地指出全是因为政府干预过多造成的。

　　在修辞上看来的一个微小的变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它把曾经是保守派为资本主义奖励工作最努力的人辩护的道德论点——国家强制性地重新分配财富是天生的不公正——变成了技术上的争论，比如非自由市场解决办法的效率高不高，以及如何保持激励机制等。因此，关于世界应该应该如何的争论变成了世界实际上是什么样子争论。或者用经济学家们喜欢的术语，规范表述(normative arguments)争论变成了实证表述(positive)争论。

　　在桑德森使用的教材中，作者迈克尔•帕金(Michael Parkin)用下面的方式确定差别：实证表述(positive statements)是关于“是什么”的观点，“可能对也可能错”。规范表述(Normative statements)是“应该是什么”，因为依赖价值，因而是不能被检验的。帕金警告说“要当心啊，规范描述往往假扮成为实证表述。”

　　但是，帕金的警告实际上是让人实在难以接受。新古典经济学在实证表述的雨衣里面走私了太多规范表述的货色，不仅假定人类的行为——个人理性地最大限度使用自己的功用——而且表现出“任何东西都有市场”的隐含性倾向。因为古典经济学总是宣称自己是价值中立地描述世界，其意识形态承诺可能被没有认识到它们是意识形态的学习者采用。这就是经济学界本身里许多激烈争论的源泉。全球性的“非正统”经济学家越来越多地批评古典经济学派的意识形态边界及其盲点。正如诺贝尔奖得主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说的，古典经济学模式居于支配地位是因为“意识形态战胜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