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友渔：2006争论接踵而至

　　2006年被说成是“改革反思年”，“不争论”的闸门似乎已经关不住社会思想的洪水，不同的立场浮出水面。2006年成为争议议题最丰盛的年份之一，诸多争论借着回顾与反思历史的形式出现。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争论由来已久，力图使改革停滞甚至走回头路的势力与坚持改革的努力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激烈交锋。今年年初，在上次争论中崭露头角的周

瑞金重用“皇甫平”的笔名发表“改革不可动摇”的观点，引起广泛关注。文中提出，“社会上出现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对改革的思潮”，有人把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归罪于市场化改革，是错误的，问题是市场经济不成熟、不规范，而不是出于改革和市场经济本身。

　　在10多年前就积极参加关于改革和反左论战而备受注意的马立诚适时推出新著《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作者就对待私营经济的态度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作了回顾和总结，认为如果我们用“三个有利于”为标准而不是固守教条，那么，历史的经验清楚、雄辩地证明，改革没有错，在坚持社会主义的大方向的前提下发展私营经济没有错。

　　今年的争论既涉及到“要不要改革”，更涉及到“要什么样的改革”。改革之所以受到普遍、严重的质疑，是因为社会问题日益增多，社会公正和不少人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医疗和教育问题。

　　近年以来，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困扰着很多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在年中完成的课题报告认为，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从总体上讲是不成功的，这个结论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大多数人同意该报告的分析：医疗本应属于政府大力扶持的，不能放任于市场的公共事业，市场化造成了严重的不公平。目前的医疗改革要改弦更张，目标应该是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医疗卫生体系。另一方的意见则认为问题并非产生于市场化导向的改革，而是旧体制原来的弊病，或者认为医改不应回避市场化，《财经》杂志主编针对“全民医保”之说呼吁“谨防医保改革刮‘共产风’”。

　　江苏宿迁的医改遵循的是全盘市场化方针，被称为“卖光式”医改，其利弊得失引起人们很大关切。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有关人员在考察之后发表报告，评价和结论迥然不同，前者认为“医疗负担加重”，后者认为“是积极的尝试”，这种不同在接近年底时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议论。

　　和医疗一样，教育方面的问题突出显现为不平等和不公正，这主要表现为两点，一是大城市、小城镇和农村的办学条件有很大差距，农村失学率较高，农村教师待遇低、不稳定；二是北京、上海等大都市教学条件好得多，但考取大学的标准反而低很多，造成外地考生高分不能进大学的情况。同时，由于经费不足和监管问题，学校收费越来越高，越来越乱，使得上学，尤其是上大学，对于许多人越来越困难。不少人认为，教育的严重问题发端于中国大约从10年前起实行的教育产业化政策，也有人认为现在的问题不在产业化，而是政府在教育上投入太少，使得义务教育停留在纸面上。

　　反思——向历史纵深掘进

　　回顾和反思没有局限于当下，没有局限于仅仅讨论改革的得与失，借着今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30年的契机，回顾和反思扩展到了那一场浩劫和噩梦是如何结束的，新的历史是如何开始的，知识青年是如何返城的，中国的大学是如何恢复考试制度的，77、78届新大学生是如何进校、学习的，以及他们如何在新时期成为文化建设生力军的。《南方人物周刊》陆续推出了“回望1976”的封面专题，《精神历程》一书记载了36位中国当代学人关于这30年的回忆、感想和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在全国大张旗鼓地为《永远的1977》约稿。

　　对这30年思想文化的回顾和反思，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是一个重点和热点，《八十年代访谈录》、《追寻80年代》和《新京报》的专题“重访80年代”为此提供了平台。若干80年代的风云人物出来现身说法，重提当年的豪迈。回味80年代的人当中，文学家太多了，即使不是文学家，也容易用文学的方式把80年代讲成一个青春和激情的故事，以至于让后人对80年代产生误解和反感。不过，对于80年代的重新叙述，既有变形，也有批判性的反思。比如一位访谈者说：“80年代缺乏个人性。当时其实是用一种稍微新一点的小集体话语来反对以前那个更大、更强势的集体话语，但是它的思维方式其实跟它反对的对象相当类似。也许当时刚从‘文革’出来不久，个人太弱了”。有人认为，重提80年代，现在只不过是开了个头，而且开得不好，认真的梳理尚有待时日。

　　10月和11月，京城小舞台上演出的话剧《我们走在大路上》引起了激烈争论，该剧是从社会心理的角度“对近30年中国当代史的一次回顾”，它认为，80年代确立的是“虎狼之道”，而90年代则“通过全面的市场化私有化政策展开为虎狼世界”。剧中骂经济精英为巧取豪夺、为富不仁，骂文化精英为自私、无聊、无耻，骂小老百姓为见风使舵、猥琐。有人指出，虽然骂声获得了掌声，但唯独没有骂或不敢骂的是政治精英。该剧的指导思想是今日中国社会新左派的套路，批评社会不公正、两极分化、腐败、贪污和化公为私，但病因的诊断和批判的矛头是指向市场经济，而不是旧体制，不是权力的垄断和滥用。

　　从11月中开始，中央电视台热播并重播电视系列片《大国崛起》，把回顾、反思现代化历程的视野扩大到几个世纪之前，扩大到全世界范围。除了轰动效应，还引起了不同的、过分的解读，有人惊喜于它的叙述脱俗、语言清新，进而猜想它的来头和背景；有人在新理念、新角度中感觉到沉重的惯性，指责它未脱窠臼。其实它像一个瓶子装了半瓶水，有人赞扬好不容易有了半瓶，有人很不满意它空了半瓶。

　　似乎是对这一年关于市场化改革之争议的收官，在12月11日和这一天的前后，诸多媒体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5周年的纪念，当年“入世”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成为发言的主角。他指出，中国入世是正确的决定，得大于失，有利于我国的现代化；当初担心对农业、汽车制造业等会形成巨大的冲击，而实际产生的负面作用要小得多。

　　希望回顾和反思有助于总结过去，确立未来发展方向。确实，我们必须坚持改革，但那应该是有利于全民而非部分人的改革；我们要把中国建成现代化社会，但那应该是一个公正、和谐的社会。

　　1977届四川师范大学数学系本科生，1982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哲学硕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曾在牛津大学、